|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战时期一所重要而特殊的文艺学院，成立于1938年。《延安鲁艺风云录》一书的作者以十余年调查访问的第一手资料、以细致而明晰的文字叙述该学院组建、发展到壮大的具体过程，追寻当时热血青年的寻梦历程，再现并探求延安文艺界思想复杂状貌，众多著名文化、政治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实况，书中的诸多细节足以引起今日读者对于往事的追怀与含味。
“文章小米青春” 吃、穿、住的艺术
“文章小米青春”是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写于1979年12月的《雨中花慢·悼念何其芳同志》中的词句，恰恰可以用来形容延安艰苦环境下鲁艺人的生活状态。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当时延安的各种物资严重匮乏，所有机关、学校的物质生活都相当艰难困苦。
伙食标准一般是，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主食主要是小米饭，基本上没有什么副食，肉更是难得吃上一次，几乎顿顿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每个月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面条常切得粗细和小拇指差不多，即使这样，只要盛面条的木桶一抬出来，大家便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去捞。
华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题目是《吃面条》。在画家的笔下，人们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着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有的飞奔起来脚不沾地，真是“热汗与面条齐飞，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条，头发上肩膀上也挂着面条。这幅漫画发表在鲁艺的墙报上，同学们看了都忍俊不禁。从此以后再碰上吃面条的时候，互相都谦让起来了。
抗战初期，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八路军省下来一部分，分发给延安各学校的学生。到了星期天，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而鲁艺师生衣着打扮天然具有艺术色彩。特别是女学生更是与众不同，据说她们当年是领导延安服装潮流的。爱美的天性，使她们总是要想方设法把灰军装修饰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色的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上一块其他颜色的布。帽子也歪扣在后脑勺上，如同西方人戴贝雷帽一样。据说，当年在延安，一看见有人歪戴帽子，就知道是鲁艺的。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中，这些作风往往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
教师们总是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把窑洞居室美化一番。最有名的，要算是美术系教师马达的窑洞了。他是一位版画家，他把自己的名字“马达”两个字刻在他窑洞的门楣上，木柱上还刻着鲁迅语录。他还在洞内外做了几个“土沙发”，就是先用土砌成沙发的形状，再用泥抹平整，最后在上面铺上两块破羊皮便完成了。他又在洞里栽下了一棵野藤，沿着一个木支架向上攀爬，有绿叶倒垂下来，给窑洞增添了绿意和温馨。他还从别处移来一棵洋槐树，栽在门前，春天里树上便绽开了一串串白花，飘散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引来不少教师在此聚谈。有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里命名为“马达花园”。
争分夺秒读书忙
在鲁艺，艰难的物质生活和较差的办学条件，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和高昂的学习热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当年，鲁艺是作为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摇篮而闻名于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进入鲁艺的学生大都有自己的要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梦想。为了把梦想变为现实，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听课、学习。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劲头常常感染了教师。曾在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给音乐系的学生讲课，已经讲到深夜了，本来早就该休息了，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冼星海一直讲到天亮才下课。
有的人抓紧时间学习真是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美术系第三期学生古元为了每天早晨节省时间，提前投入学习，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刷牙，这样，第二天起床后，一出完操，别人还在洗漱，他就已经进入学习状态了。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他一个人竟刻了100多幅木刻作品。而当时用来刻木刻的作品的木板，是需要靠自己来刨平和磨光的。一块木板往往要在教堂台阶旁边的水磨石上磨几个小时。可以想见，这100多幅木刻作品即使不算创作过程，光是磨木板，就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毅力，耗费多少时间啊！
有些年轻夫妇生了小孩，而学校托儿所又不收初生的婴儿，为了能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学习，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后部上边的横梁上，再用一根长绳，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在靠窗户的桌腿上。只要孩子一哭闹，正在伏案读书或者写作的父母亲，就用脚不停地踩动绳子，筐子随之摇晃起来。孩子便会进入梦乡，他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恐怕只有战争环境中的学校，才有这样独特的学习景观吧。
浓厚的文化氛围 别致的艺术情调
除了学生们奋发学习外，鲁艺还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特殊的艺术情调，对鲁艺的师生有一种精神上、艺术上的感召力、吸引力和濡染力。实际上，这种特有的气氛和情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个性的具体体现。
校内成立了一些文艺社团，经常举办多种文艺活动，定期出版丰富多彩的墙报。比如路社就是一个以文学系学生为主的文学社团，康濯和蔡其矫都是路社的中坚力量，另外还油印了诗刊《路》，举行诗歌朗诵会、作品研讨会等各种文学活动。发表在《路》上的稿子，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都亲自看，还提出意见，并进行批改。美术系第一期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评论家的钟惦翡，经常给《路》墙报画报头。他记得，有一期他画的是一个狭长的报头，两边是淡蓝色，上边写了个黑色的美术字“路”。据他回忆，那幅华君武讽刺吃面条的漫画就是发表在《路》上。其他社团还有戏剧系发起的“小剧场”、美术系发起成立的“鲁艺漫画研究会”等。
《同人》墙报是1941年梅行、黄钢、冯牧、陈涌、贾芝、天蓝等人主持创办的，设计讲究，装饰也漂亮。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未正式发表之前，首先刊登在《同人》上。这期墙报一贴出来，很多文学青年就把这首诗抄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本子上，此诗也成为延安传诵一时的著名诗篇。《同人》创刊后，受到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人的称赞，周扬还特地从东山上下来看，胡乔木也是边看边发出啧啧之声。
此外，鲁艺经常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比如张亻丁具有漫画风格的肖像画展，他所画的人物，主要是延安的文化名人，有丁玲、何其芳、马达等30位，其中萧军画得像个土匪，刘白羽像只小白兔，华君武则瞪着眼睛，嘴里还说了一声“妈的”。
就在土得不能再土的窑洞里，还办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在文学系，主要的活动内容是诗歌朗诵。从苏联回国的诗人、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萧三，用俄语朗诵过普希金的诗；而何其芳“总是用很重的川东腔朗读，声情交融，自然亲切，没有一点花架子”。冯牧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围坐在何其芳身边，倾听他在小油灯旁用柔和的音调朗诵《夜歌》中的第一首诗。“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了。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摩着我的心弦。”
延河边的黄昏
散步：思想和精神的漫游
不过，最使鲁艺的师生们难以忘怀的，还是黄昏时分在延河边的散步。
由于边区经济在国民党封锁下一直比较困难，公家发放的照明用的灯油是很有限的，所以，晚饭后点灯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约定俗成的鲁艺师生的散步时间。散步，在任何一所高楼深院的大学里，都是常见的现象，但像鲁艺师生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散步，在大学里，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在鲁艺，散步，几乎已经成为每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也是一种具有丰富蕴意的人文景观。
当时校内外颇有些人把晚饭后的延安河边、城墙上去长时间散步，八九点钟还不回学校，看作是文化人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责难并未能遏止鲁艺师生的脚步。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以后，黄昏后的散步，简直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了。无论春夏秋冬，几乎是除下雨天之外的每一个黄昏，一吃过晚饭，人们都纷纷步出窑洞，或与伙伴相约，或踽踽独行，向延河之滨走去。
文学创作、艺术理论、学习中的难题、生活里的烦恼、前方的战争、延安的新闻、青春的欢乐和未来的憧憬，都是他们谈说议论的话题。这是散步，更是思想和精神的漫游。在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散步，对于大学师生来说，已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步。可以说，它构成了大学校园里独特的精神现象和文化景观。散步，既包含着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余裕和富足，又体现了大学特有的自由、开放的文化精神。
暮色笼罩下的延河之滨是美好的，这里不仅洋溢着青春的激情，而且还弥漫着浓郁的诗意。延河是一个诗神格外垂青的地方。诗人何其芳有一段时间正沉浸在诗歌新作：“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曾经声称自己像一个小齿轮一样消失在延安的巨大机械里面的何其芳，在延河边找到了属于他个人的一隅。
爱神降临延河岸
具有诗情画意的延河岸边，也是爱神经常降临的地方。彼此钟情或者是陷入情网的青年男女，总爱来到这里幽会，互相吐露心曲。墙报上发表了周立波的一首诗，里边有这样的诗句：“天上的星星，地下的眼睛。比起天上的星星，我更爱地上的眼睛。”有人说这是一首情诗。可不是嘛，周立波当时正在谈恋爱，他爱上了文学系第二期的女生林蓝。延河边迷蒙醉人的月色中，曾经融进了这一对坠入爱河的师生的身影。
井岩盾和冯牧在文学系第三期同学中，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井岩盾爱上了一个音乐系的女同学，当他向对方射出了丘比特之箭以后，却并未得到回应。他后来得知这位女同学所倾心的白马王子是冯牧，便误以为冯牧是自己的情敌。而实际上，冯牧始终像个局外人一样，既无此意，也不知内情。于是，在这两个同窗好友之间，发生了争执。最后，他们约来了那个女同学，三人坐在一起，进行了一场谁也没有成功的“爱情的谈判”。
曾把“打倒爱情”四个字写进诗篇《给T.L同志》中的何其芳，在爱情上似乎不大顺利。据说，他在去中国女子大学讲课时，女大的一位女学生与他一见钟情，并勇敢地给他写信，还大胆地来到鲁艺登门求见，约何其芳到延河边去散步。他们大约是在恋爱了。有人看见他们俩在河边的石头上坐着，那位女学生要他摘下眼镜，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爱伦要彼埃尔去掉眼镜和她接吻一样。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这次失恋，给何其芳带来了深深的痛苦。
跳舞成“疯”
延安兴起了跳舞风。鲁艺是文学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最集中的单位，自然而然地成为延安最有名的舞场之一。每周六鲁艺都有舞会，有时还举办化装舞会。艺术家们把作为舞场的教室的环境布置得很优雅，为舞会伴奏的以音乐系为主力的乐队，在延安也是一流的。据统计，当时延安干部、学生的男女人数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女性为数很少，所以在舞会上，鲁艺的女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女舞伴。因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
1942年春节，毛泽东来到鲁艺，和师生们一起吃饺子，然后步入教堂跳舞。很多人都记得，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湖南籍的音乐系女教师唐荣枚和毛泽东跳舞，毛边跳边对她说：“派你回湖南打游击，你去不去？”唐荣枚回答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去。”
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他和邀请他跳舞的女学生缓步进入舞场时，总是风度翩翩，面带微笑。在鲁艺的师生中，舞姿能与周恩来相比美的，只有周扬一个人。据夏衍回忆，周扬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就爱跳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
何其芳到延安前则根本不会跳舞，一遇到某些女舞伴的潇洒自得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境，颇使前面提到的井岩盾愤愤不平。经过一番谋划，在一次周末舞会上，他特意给何其芳找了一个也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的女同学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吧，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居然能够在舞场里进退自如地翩翩起舞了。后来，何其芳和牟决鸣由师生发展成为夫妇。1942年7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和周立波、林蓝共两对新人，在一孔窑洞里同时举行了婚礼。这可以说是由跳舞而结成的美好姻缘。
鲁艺聚集了大量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把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和外国文化、外国文艺的丰富信息，带进了黄土高原上的荒僻小城延安。但他们并没有躲进“象牙塔”里自成一统，而是努力学习民间文艺的表达手法，以创作出符合老百姓审美习惯的作品，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鲁艺——“歌咏城”中心
因为快乐所以歌唱
当年的延安，从清晨到夜晚，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歌声在飞扬回荡。延安因而号称“歌咏城”。来到延安的一些外国友人，曾把延安称为“歌唱的城”，并进而把中国民族称为“歌咏的民族”。
“歌咏城”延安的主要歌咏形式是合唱。高亢有力的放声歌唱，是一种集体的抒情，是一种情感的巨大释放。个体的微弱声音汇入、混合在强大的众声之中，从而在雄伟的气势和宏大的音量中，每个人都感到了集体的力量，感到了自己成为集体一员的力量。
是不是艰苦的物质生活需要亢奋的充实的精神生活作为补偿呢？何其芳曾这样写道：“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吴伯箫则认为：“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唱歌呢？”是的，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和自由感”。
作为“歌咏城”中心的鲁艺，更是从早到晚歌声不断。几十年后，李焕之对此仍有清晰的记忆：
清晨，大家纷纷跑到河边去洗漱，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延水浊，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太阳从东山坡上洒向大地，就响起了“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晚饭后，你就会听到“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激情洋溢《延安颂》
传唱一时的著名歌曲《延安颂》，就诞生于鲁艺。词曲作者分别是戏剧系第一期学生莫耶和音乐系第一期学生郑律成。
莫耶本出生于富裕的归侨家庭，抗战爆发后她来到延安，进入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习。到延安后，莫耶“走路想跳，张口想唱。她学了各种歌，感到过去从来没有唱过这么多歌。于是，她想以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心声，写一支歌颂延安的歌。
一天下午，鲁艺的学生到城里开大会。散会以后，鲁艺的队伍走出城门，爬上校舍所在的半山坡。莫耶和几个同学站在窑洞前的土坪上，远望着一队队抗大的同学从城里走出来，他们的歌声和口号声清晰可闻。这时，她感到自己身上血流加快了，胸中涌起了潮水。来自朝鲜的音乐系同学郑律成站在她的身边，看出了她的心情极不平静，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这句话引发了莫耶心中积蓄已久的激情，她迫不及待地掏出笔来，在小本子上挥写起来。写好了歌词，莫耶又写上了题目“歌颂延安”，然后交给了郑律成。郑很快就把曲子谱好了。几天后，在城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郑律成和唐荣枚的男女声二重唱《歌颂延安》。歌一唱完，参加晚会的毛泽东便带头鼓起了掌。第二天，中央宣传部就要走了《歌颂延安》的词曲。又过了几天，鲁艺院部秘书处主任魏克多，拿着一张印好的歌篇找到了莫耶。她接过一看，就是她写的那首歌，不过题目已改成《延安颂》。莫耶高兴地说：“题目改得好呀！”
从此，《延安颂》的歌声便唱遍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
类似的具有鼓动性的颂歌、战歌当时在延安涌现出了一大批，如刘炽的《胜利鼓舞》、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但是偏重抒情的艺术歌曲则较少。音乐系第三期学生汪鹏、时乐闬\和庄映三人都觉得，这些流行的抗战歌曲比较单调，作为延安唯一的一所文艺学院，鲁艺更应该着眼于提高。
1941年8月，鲁艺文艺俱乐部举行了力群木刻作品展。有人在参观后指出，这个展览“太美丽了”。而“美丽”在当时，似乎不具有肯定意义，反而更像是个贬词。上述看似彼此相去甚远的现象，恐怕有着深层的共同原因。除了时代、政治的因素外，恐怕还与知识青年与一般老百姓的审美差异有关。
窑洞城刮进西洋风
总体来看，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在鲁艺这所开办在窑洞里的文艺学院，外国文化和外国文艺的气息还是颇为浓厚的。在这座土里土气的窑洞城，鲁艺显得似乎有些洋味十足。
在美术系，王朝闻曾经借来一套罗丹的雕塑图片，办了一次观摩展览，不仅引起了美术系师生的极大兴趣，还吸引了其他系的师生前来参观。鲁艺建校四周年的时候，美术部还举办了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的画展。鲁艺还举办过毕加索的画展。1941年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在北门外的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世界版画展，鲁艺的师生步行十多里路，纷纷前往参观。
音乐系更是充溢着西洋音乐气氛。经常演唱外国歌曲的音乐系教师唐荣枚，曾被誉为“延安的夜莺”。而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根据歌德的诗配曲的《跳蚤之歌》，则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之一的杜矢甲的保留节目。
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曾送给周恩来一台老式德国钢琴，1941年春天这台钢琴运抵延安，周恩来把它转赠给了鲁艺音乐系。从此，桥儿沟鲁艺的校园里响起了钢琴的声音，延安的音乐会上出现了钢琴独奏和伴奏的节目。
延安音乐演出史上最有名的演出，是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的所谓“大音乐会”。这次大音乐会正规隆重，音乐系教师任虹按照传统的西方模式，为合唱队设计了演出服，上装是乌克兰式样的黑色衣服，领口和袖口均有白色花边，女演员则穿上了粗布做的裙子。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十分丰富，包括古今中外各种主要声乐和器乐形式。合唱部分多采用混声合唱，有表现男性勇武的《猎人大合唱》，还有纯净柔美的女声合唱《天使》。号称中国三大口琴家之一的任虹，用口琴独奏了歌剧《茶花女》、《威廉退尔》中的乐曲。有远东第一大提琴手美誉的音乐系教师张贞黻，特意穿上了从大后方带到延安的演出服装———燕尾服，演奏了《匈牙利狂想曲》《幻想曲》等外国大提琴名曲。
这次规模空前、专业水平很高、引起很大反响的正规的音乐会，虽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博得了好评，但引起了一些工农干部的反感。据说，一位从前线回延安学习的部队干部，听了一半就走了。他说：“我能打败日本鬼子，却战胜不了鲁艺的音乐会。”李焕之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延安的观众之所以排斥“唱洋歌”，原因在于“听不懂”。恐怕这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有些人认为“洋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缺乏政治性和战斗性，不能为抗战服务，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
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甚至迷醉，一时间成了鲁艺的风气。冯牧回忆说，他在鲁艺四年间读过各式各样的书，听过许多各不相同的课程，迷恋过许多不同流派的作家的作品。文学系教师曹葆华是诗人，更是著名的翻译家。他曾专门为学生们开办过英文班，讲授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作品。
一天，曹葆华领着冯牧介绍他与周立波相识，周立波先询问了冯牧的英语水平，然后说：“以你的水平，读菲尔丁的书还太早。我建议你先读惠特曼的这几首诗，读懂了以后，再读别的。”他从冯牧手里拿过《草叶集》，在目录上画出《大路之歌》、《船长呵》等诗篇后，又还给冯牧，一丝温柔的略带羞涩的笑意在他脸上闪过。
没过多久，周立波开始给文学系的学生上名著选读课。根据条件，他讲的都是学生们能够找到的外国作家作品，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周立波总是事先拟出一些问题，随着作品一起发给学生，上课时学生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再由自己进行分析、讲解。他主讲的名著选读课，分析细致入微，阐释条理清晰，于娓娓动听的讲解中显示出严密的逻辑力量。再加上他举止优雅、语调轻柔、风度翩翩，很快在学生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大俗就是大雅
作为延安一所比较正规的、具有学院派倾向的文艺学院，在1942年以前，部分师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民间文艺的倾向。经过整风运动，鲁艺在学习民间文艺，创作演出具有民族化风格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方面，形成了一个更自觉更广泛、更深入的热火朝天的运动，成就比较突出的是音乐系的民族音乐创作和美术系的创作。
美术系的师生们开始时创作的木刻作品，大都采用黑白对比的画面结构，以阴线技法刻画人物形象。这种主要采用外国版画技巧的作品，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解障碍和接受困难。为此，木刻家常常和老乡发生争论：
“你看看我的脸上，这半边不是比那半边亮一些吗？那半边不是比这半边黑一些吗？”
“我知道，我看得见。”
“我这鼻子下面，我这下巴下面，不是黑糊糊的一片吗？”
“我看得见。”
“那为啥我画出来你还说是阴阳脸呢？”
“看得见的，不一定都要画出来嘛！”
“为啥不画出来？”
“不好看，不美。”
木刻流派“延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元发现，乡亲们喜欢把画有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以及骡马驴的识字画片张贴在墙上，以便随时观赏。于是，古元创作了《牛群》、《羊群》、《锄草》、《家园》四幅木刻，乡亲们看到这些木刻画，边看边议论：“这不是xxx家的大犍牛吗？真带劲！”一位农民指着《羊群》说：“应该加上一条狗，放羊人不带狗，要吃狼的亏。”另一位农民补充道：“要是放羊人身上背上一条麻袋就带劲了，麻袋能挡风雨，遇到母羊在山上下羊羔，还可以装进麻袋里背回来。”古元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在画面适当的地方加上一条狗，又在放羊人的手中添上一只小羊羔，使作品更加切合生活实际。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更是民族音乐创作的典范。词作者光未然根据自己以前在黄河边行走和渡河的感受，写了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后来他躺在病床上，又写成了歌词《黄河大合唱》。写完后，他把冼星海和演剧队的一些成员请到了窑洞里，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写作意图和感受，还朗诵了全部歌词。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在光线昏暗的煤油灯旁，诗人的激情感染了每一个人。冼星海边听边回想起自己曾经随同电影摄制小组到黄河之滨的情景：黄河岸边的农民的极度贫穷和深重苦难，使他感到触目惊心；从老艄公在与黄河的滚滚波涛的殊死搏斗时发出的沉重、有力、嘶哑的号子声中，他听出了一种压抑、痛苦、哀伤、愤懑的音调。他还联想到他和张曙等友人1938年7月在武汉组织歌咏火炬游行的宏大场面，近百个歌咏队和无数市民汇集在黄鹤楼下和长江边上，通宵达旦地放声高歌抗日救亡歌曲……
光未然朗诵完了，冼星海站起来，上前把歌词抓到手中，激动而自信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回到鲁艺东山窑洞，他伏在临窗的小木桌上，夜以继日地谱写起来。一动笔他便进入了一种兴奋得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中，偶尔他会躺到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很快又回到桌前挥笔写下去。他喜欢吃糖果，但延安又买不到，就叫光未然给他弄斤白糖来代替。白糖送来后就放在桌子上，冼星海写一会便抓起一把放进嘴里。六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写完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十几天之后的4月13日，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抗敌演剧第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受到了热烈欢迎。在5月11 日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声称赞“好！好！好”。冼星海眼睛里含着泪水，激动得转过身来，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观众战友点头致意。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不久，毛泽东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一支派克金笔和一瓶派克墨水。
时隔近40年后，何其芳仍然清楚地记得作为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之一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的演出：
这次演出是很感动人的。台上台下情绪沸腾。……冼星海穿上一套黑色哔叽中山服，很整齐。他一手拿着指挥棍，挥动两只手臂指挥，有力极了。头常往后面甩。演出以后，大家都兴奋得跳着走回学院。以冼星海为代表，鲁艺在民族音乐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与其对民歌和民间音乐的广泛搜集和整理分不开的，比如《东方红》的诞生。1944年2月的一天，鲁艺秧歌队来到陕甘宁边区北部边境的山城葭县，突然听到一阵雄壮的民歌声，曲调亲切而又新鲜。马可等几个人被歌声吸引住了，他们循着歌声找去，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一支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便上前和这个青年农民攀谈起来。这个农民叫李增正，是一个移民大队的副队长。他说，这首歌是他叔叔李有源和他一起编的移民秧歌。第二天在移民大队出发南下的时候，马可他们见到了李有源，向他了解他是如何创作秧歌的。他们还记下了李增正教唱的那首秧歌并带回了延安，后来经过改编、整理，成为一支著名颂歌——《东方红》。
本文选自《延安鲁艺风云录》，王培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