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回忆录》封面

　　萧乾先生是中国唯一采访过二战欧战战场的战地记者，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他的一生曲折坎坷，又多姿多彩。正如冰心所说：“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萧乾回忆录》由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亲自授权，是对其回忆性著述的整理之作。本报摘选其中精彩章节，以飧广大读者。

　　活到七十才明白

　　我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说来可笑，关于我的身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还是靠我淘气兜出来的。

　　穷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实还是更淘气，这问题就让社会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去探讨吧。我只记得自己小时爬树上房，逗猫追狗，难得消停一会儿。一回把个堂姑气急了，她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个暮生儿的！”

　　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就只有位寡妇妈，我刚懂事就听她说过：“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别的孩子有爹而我没有，也只好认了呗！可我从来也没想到问问我爹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当儿我多大。被骂作“暮生儿的”之后，我就拽着我妈的大襟，死乞白赖地刨根问底。这才知道，原来在我呱呱落地一个月前，我爹就撇下我们娘儿俩走啦。

　　那年月既不兴身份证，也不讲究出生登记。可是小时候每到腊月十七，说我长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给长辈叩头。照例先作个揖，跪下来，连叩三下。妈妈还总是让我先给婶婶叩，接着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轮到她。为了谢谢她的养育之恩，每回我都给她叩上九个响头。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阴历的生日。那时候可以拿皇历算卦。一到年下，新皇历下来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说出出生年月，是妈妈替我报的“宣统元年，属鸡”。

　　因此，我一直认为对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过了。可是1939年为了去英国在香港办理护照的时候，麻烦来了。移民局非要我按阳历填出生年月不可。我对着那张表格发了好一阵子愁。一时又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我只好胡填了。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可不愿当他的子民！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写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权将阴历改成阳历吧。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1911年12月17日。

　　谁知这么一来，就得改下去了，7年在国外，无论领配给证还是住客栈登记，都只能照护照来填。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那时又是个机会。可我为了图省事，就又照填了。1958年北京大搞普选的时候，又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机会。有位户警到我住的前圆恩寺院子里大声喊：“谁对阴阳历出生年月没把握，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我还真的动了一下心。怎奈那时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闻的大右派，前途一片漆黑，哪还有心思去理会自己的出生年月！还是1979年访美，在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家里谈起我这个生辰问题。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一本阴阳历对照表查了查，告诉我应当是1910年1月27日。那年我刚好交七十。活到七十岁，我才闹清楚按照阳历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尘世的！

　　失恋

　　我在北新书局看过一些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爱情小说，一颗心也为书中的一些情节和对话而颤动过。但我同异性没有过接触。一次圣诞节，看女校演戏，曾为一个扮演天使的姑娘所倾倒。然而连她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更无从晓得观众中有我这么个崇拜者。

　　这家学校分高中初中。我每周担任二十来节课，从初一教到高三，学生中甚至有比我年长的。上课用的是赵元任的《国语课本》。为了使课堂不至于太沉闷，并启发学生对国语产生感情，我还特别选了黎锦晖编的一些小歌剧，作为辅助教材。当学生们对国语从冷漠变得热烈起来时，我就帮他们组织起一个以提倡国语为宗旨的“天籁团”。就在这个团排演一出独幕剧的过程中，我同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生之间产生了超出师生关系的感情。

　　事情发生在话剧演完之后的庆功会上。一出戏演成功了，参与者紧张地劳累了一段时候，都愿再欢聚一下。记得那晚月色朦胧，晚会是在学校草坪上开的。学生们一个个上来唱歌，跳舞，讲笑话。快结束时，有人提议我也来表演点什么。这很突然，我事先没有准备，就唱了老姐姐教我的《小白菜》。那是一首描绘孤儿生活惨景的小曲。不料我还没唱完，就听到了嘤嘤的啜泣声。哭着的正是萧曙雯。事后我才知道她自己也是个孤儿。她那位当中医的爸爸续弦后，她在家里成了个受气包。小学毕业后，由于交不起学费，就去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一天，原来的小学校长遇到她，答应供她念初中。那时她就是在校长的资助下求学的。最能把两颗心拴在一起的，莫如共同的遭遇了。我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情。我们曾偷偷在月下去海滨散步，一路互吐着情愫。在山脚乱石间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坐在那嶙峋的岩石上拥抱和亲吻。南方姑娘喜欢打赤脚。有一次我伸手去摸她那白嫩的脚，说：“真可惜，北方姑娘总把这么美的部分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她微嗔地说：“碰上你这样的男人，就应该用布包起来才好。”

　　西洋人说爱情是“甜蜜的折磨”，是“傻子的智慧”。对我来说，它更像一颗好吃而扎手的毛栗，或蜜糖裹着的苦果。很快，我就尝到它的苦味了。

　　一张血盆大口一直隐藏在那里，准备吞噬她。原来那位校长绝不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他早就存心要霸占她。回到北京后，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国文专修班，但在他的指使下，所有我寄给曙雯的信都被扣留了，他也不准她写信给我。左盼右盼也盼不到回信，我预感到了不祥。1930年初夏，我丢下学业，借钱买船票，只身返回汕头，辗转设法在潮阳乡下一家小学里找到了她。那个歹人正以求婚者和债主的双重身份对她施加压力。这情形她没有据实告诉我，只是无限怅惘地面对着我。我硬把她的行李搬到汕头，买了两个人的船票，约好一道北行。然而上船那天早晨，她失踪了，只留下一张劝我立即北归的短信。我认定她变了心，足足咒骂了她好几年。1937年，我动手写了《梦之谷》。在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的结尾，我把她描绘成一个没有灵魂、无情无义的女人。

　　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2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完学路过汕头时，才晓得当时那个居心不善的校长曾威胁她说：“要是你们两个人一道上船，我就把那小子干掉。”他是那里的地头蛇，当天在码头上确实做好了这样的布置。曙雯为了不让我为她送命，才违心地写了那封绝情绝义的信。我在小说中错怪了她，其实她完全是由于爱我而丢弃我的。

　　这是我在刚进入青年时期就饮下的一杯苦酒。

　　在大公报当记者

　　《大公报》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岗位，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为我提供了实现种种生活理想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记者这一行当，广泛接触生活，以从事创作。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老师约我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我原是在杨、沈二位主编的《文艺》上同报馆发生关系的，他们很自然地成为我的引见人。

　　当时《大公报》除了以青年知识界为对象的《文艺》，还办了个以小市民为对象的《小公园》，先后由何心冷及马二先生主持。另外，报纸还有11种由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主编的学术副刊，胡总经理当时想物色的是一个既编《小公园》，又兼管那11种副刊发稿工作的人。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我的设想。但是我明白一个青年初出茅庐，不能挑肥拣瘦。同时我也估计到，倘若把雇主规定下的任务全完成后，提出额外再讨点活儿干，他只有欢迎，绝不会拒绝的。因此，我就问：“要是我能预先把《小公园》编出若干期，您肯不肯临时找人替我发发旁的副刊，放我做点外出采访的工作？”老板听了，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个懒汉，就眉开眼笑，一口答应了我这个要求，并且说定7月1日走马上任。北平之外，以前我曾到过上海、汕头和福州。这是第一遭去华北大商埠天津。一出东站，人山人海，乱糟糟的。同北平的东车站差不多，只是街道窄多了，人讲话嗓门大多了，这里胡同变成了“里”，街变成了“道”。洋车一拐弯，进了英租界，立刻整齐许多。只是同上海一样，站岗的都是些头上扎了红布、满脸胡子拉碴的印度巡捕。又一转，进了日租界。窄巷里挂的净是些写有妓女艳名的木牌。一下子就又拐入了《大公报》所在的法租界。洋车拉到三十号路，就在临街的一溜两层灰砖楼房跟前停下了。一抬头，《天津大公报》的木牌赫然在目。

　　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所以是“报屁股”！）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胡老板把我作为“生力军”一一介绍给各版的同事———那是下午，上白天班的全在，上夜班的也来照个面儿。我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彼此打量着。

　　编辑部里这时正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便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囱的阴影下。

　　宿舍是个方形房间。正好每个角落放一张床，中间摆一张公用的书桌。晚上会到屋友，才知道我们四人恰好来自四家不同的大学：南开、清华、北大和我这个燕大的。年龄相仿，同背景，自然很谈得来。他们大致向我介绍了这家报馆的机构：真正的东家吴鼎昌新近才辞去职务，去南京当实业部长了。他们也只见过一次。守在报馆的是胡霖和张季鸾，两位基本上是这么分工：胡主管经理方面事务，张主持笔政，但分工并不严格。下面究竟有几大金刚，他们也说不准，他们告诉我，《大公报》的一个特点，就是管经理部的有时也写社论，而负责编辑部的时而也过问经理方面事务。编辑部里好像分胡派张派，自然还有更硬的吴（鼎昌）系的人。不过，他们也搞不清，因为他们采取独善其身的办法，不参加报馆里的生日会，也不搓麻将。我听了，十分赞成。实际上，我们也成了一派———大学生派。

　　1933至1934年间，我在文学道路上拜了第二位师傅：巴金。他读了我那阵子写的一些小说，对个别人物或情节也表示过赞赏。但是他嫌我的视野太窄，要我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他还要我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他的启发下，我写了《道旁》等小说。

　　那一年，在《我与文学》一文中，我就开始认识到：“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1936年又在《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师傅的鞭策下，我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那趟塞北的旅行是我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我原想毕业后重返内蒙，而且也不是没有这种机缘。只是当我一听说去了得当个官儿，我就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从那以后，我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荡开了。

　　亲历二战大轰炸

　　1939年9月，英伦三岛上空尚未出现敌机踪影时，伦敦大学当局就遵照政府命令，失魂落魄地疏散到剑桥。转年在大轰炸的前夕，它却迁回伦敦。校内不少人自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啧有烦言。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当然我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职业（记者）本能，我又庆幸伦敦大轰炸时，我能在场。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8月20日那晚，竟出动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夜夜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也得狼狈地四处找地方隐蔽。汉普斯特德的住所被炸了，到友人家去度周末时，房子又中了烧夷弹。然而我看到的是800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我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有点使命感。大轰炸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那时留在伦敦的中国人，除我之外，主要是十几位马来西亚华侨和使馆以及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又是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朋友们每提到我在1944年联军大反攻期间当上随军记者那段往事，就认为我准是出入于枪林弹雨之间，冒了好大风险。事实并非如此。我这个人胆子不大。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我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我平素大大咧咧，那会儿可丝毫也不敢冒失。

　　妄图称霸天下的歹徒野心家，总以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大轰炸却恰恰使英国人民抱成一团，攥成一个拳头。打那以后，人们都铁了心，再也听不到苟且偷安的议和声了。一度传说曾主张向希特勒乞和的退位爱德华第八世，也毅然赴百慕大去就总督职。

　　我是适逢那个岛国在物质生活上最匮乏的时期旅英的。足足有六年，每月吃不上一磅肉，每年只配给两双袜子。朋友请吃茶，得自带糖和茶叶各一小包，香蕉只见过泥塑的。然而在精神方面，那正是这个民族最光彩的时期。在大毁灭的威胁面前，他们昂起头，挺直了腰杆。

　　这就不能不令人记起当时为英国人民掌舵的丘吉尔。

　　人物名片

　　萧乾，著名记者、作家。1939年至1946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驰骋欧洲战场，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他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大事，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文学创作上，萧乾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报告文学《人生采访》，译作《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晚年他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的现代派巨作《尤利西斯》举世瞩目。1999年，萧乾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摘自《萧乾回忆录》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