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作为当代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集红学研究、翻译、古诗词、书法研究于一身。1947年涉足红学研究，成为继胡适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87岁高龄的他仍笔耕不辍，新作《我与胡适先生》本月将推出，道出了当年他与胡适交往的真相。
《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 2005年6月
“胡适的书”——“白话迷”胡适连印章也不用文言
1948年的这个暑假度过了，我与胡先生的通讯关系又进入新的阶段。
不想与此同时，又有意外的考《红》因缘：小说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开始移帐京西，在燕园设帐授业了。这时我并未选他的课，却闻名去旁听。真是巧极了：他正讲到《红楼梦》的事，涉及曹雪芹，便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雪芹轶事，说曹雪芹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皆前所未闻。我高兴极了，课后便向孙先生探询他写在黑板上的那部书《枣窗闲笔》的所在。他告知我，书在北平图书馆，他有录副摘抄本。我冒昧地向人家借阅，他也慷慨答应。
这就是胡先生会把大字戚序本和《四松堂集》墨迹本托孙先生捎给我的原由。这个学期，我住在四楼，即未名湖畔，从西往东，一连四座朱甍画栋的男生宿舍，楼是两层的民族建筑形式，掩映于湖波柳色之间，我太享福了！
一日下午正在屋里，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是孙先生，手托一大报纸包裹，对我说：刚从城里来，是胡先生捎给你的。我见孙先生也有些年纪了，从城里东边胡宅把这么一大包书携至西郊，还得送上门来，心中着实不安，赶忙请他坐下歇一歇。但他忙于回家料理事务，也只略谈一刻，就离开了——我从谈话中，能听出他已知我“很用功”，这是转引胡先生告诉他的话了。确实的，我这学生倒还不懒，天天忙个不休；遇上图书馆周日、假日不开门时，我简直就像失了家的孩子，惶惶然无所归。
孙先生走了，我才细看捎到的包裹，心情当然又是一阵激动。一个长方形而颇有些重量的纸包，纸是旧报纸，正面是很浓的朱笔大字：“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附注：过去几次拙文及与人谈话里都说成这是捎到了《甲戌本》，大错；《甲戌本》是我拜访胡先生时亲自取回的。年久记忆混乱了，想来可笑）。
打开看时，两大函，共二十册，是大字戚序本（有正书局石印《石头记》）和一部手写本《四松堂集》。戚序本卷前有藏书印记，一方印文是“胡适的书”。我不禁自笑：这位“白话迷”连印章也不用文言！可谓绝无仅有了。
这儿，说几句自诩的话，我一见此本，立即大悟：这个带批语的精抄本，原来就是一部“脂评”古本，纵使不等于完全是雪芹原书原笔，也就相当接近真相了，至少是大大不同于程高伪本了！
心里不免纳闷：如此分明的事，为何早年俞先生《红楼梦辨》还说它是不知来由的，是与程高伪本互有优劣的本子？若那么比，就太高抬伪本而贬低原著了，对文学名著如何审辨真假高下，眼力是个大问题。
“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此时益发得陇望蜀了：就又写信给胡先生，敦促他赶快访觅庚辰本的下落。
他于7月20日的一封回信，极为重要——信中说：徐藏庚辰本下落不明，早年是王克敏代他借阅的。同时又说，前一两年有一部八十回抄本兜售——其详情则未见叙及，似乎他并未见过。我当时不明实况，因两事连叙，便误读成是指同一本了。其实徐本不曾让书商兜售。况且，若兜售《石头记》抄本，那聪明的书商第一个就会先到胡先生门前，请他过目……再后来，我又与赵万里先生晤面，自然又问及此事，赵先生说他问过胡先生，那是两回事，徐藏本不曾让书商到处兜售。
果然，胡先生于下一封信函中就特别注明了：听吴晓铃说徐藏本索价太高，嘱我暂勿为此本过抬身价（以免加大了书商的“奇货”心理）。在此，只先说明一句：直到1949年，我才从陶洙（心如，号忆园）先生处借得庚辰本的八册“照相本”（实是先“晒蓝”，用晒蓝本照成片子。晒蓝是当时惟一的复制技术）。
奇怪的是，他告诉我说，照相本只有两份，另一份由赵万里先生收藏，但人皆未知——以上是“后话”了。
“批人自批”：邓拓找人加工帮助过了关
《红楼梦新证》“红”得快，“黑”得也不慢。从1953年秋到1954年秋，它只“走红”了一年，就是“批俞”、“批胡”大运动的启幕之时了。
当时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形势严峻而复杂，可我这书呆子仍在“五十里云雾中”。我无资格说一句如历史评论家般的正确发言，一些零碎“消息”，都是过后很久才得知的，也难保无有讹误。所以不在这儿假充“内幕知情者”。只说运动起来了，我不但要批人，还要自批——批人容易自批难。
我如自批，应当是先将胡适批透批臭，然后，说自己如何追随了胡适的“反动”道路等等，可是那时没有这种认识水平，过不了关。
正在彷徨，邓拓派人来了，第一是解脱我的担心忧惧，怕和胡适“同归于尽”；二是鼓舞我自批，自批方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当时执迷难悟，如今想来，事情关系不无微妙，也不是我这区区书生得失利害的个人问题，倒是为了运动需要，将我与胡适“区分看待”却很费了苦心慈意。邓拓后来又亲自接见了我，礼数热诚，他指点于我，你是“二元论”，你考证曹家与康、雍政治的关系是正确的，有贡献；但主张“自传说”，则是错误的。这样，我明白了我与胡适的“区分”是我讲历史政治，所以不是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但是“自传说”为什么错误最为严重？就弄不清了。
这个“自传说”把我“卡”住了。
事后得悉，我写的“批人自批”的文章怎么也“上不去”，而又亟待报端发表，以利运动之推进，邓公无奈，只得请人给拙稿做了加工，提高了水平。当拙文见报之后，颇有几位同仁还惠予佳语。
——我无从也无法、无暇得见胡适先生正注目寻找如何批他的文章。据资料表明，他看了我的“批”文，感叹说“……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
其实，这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层次、关系，哪有那么简单？他的揣测和估量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实的。
五十年过去了，回眸一望，新中国开国之后的第一场规模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政治文化运动却是由《红楼梦》而引发的，有谁能梦想得到吗？太“神”了！
这不是什么张王李赵，哪个“学术权威”的事情，是中华文化的事情。
诗曰：
莫看胡俞是与非，中华文化路难迷。
《红楼》一部堪骄傲，日月光芒万古齐。(李冰/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