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创刊的《东方纪事》第一期选择陈凯歌一张穿礼服的照片做封面，当时的美术编辑是吕梁。我记得封面上的刊名是吕梁自己用老宋体写出来的，他说老宋体有力量。而陈凯歌留着胡子、正儿八经穿着夜礼服，却显得阴柔。

    1989年的陈凯歌多少是一种象征。这一年他与洪晃相识而结婚。洪晃后来跟我说，凯歌当初吸引她的是那种说话的表情。“他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他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我说，凯歌我先去睡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到5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推醒我说，看外面天多好，起来，咱俩去景山公园。你想，5点多钟！马路上没什么人，多静啊！我们从我家一直走到景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浪漫。”

    凯歌骨子里是个浪漫之人，他将烟尘滚滚中的金戈铁马、血腥杀戮，燕子丹、荆轲与秦王的对峙，各色人全强迫在巨大历史压力的穹顶之下。凯歌认为这样的历史中人才酣畅淋漓，这样的酣畅淋漓中才有大浪漫。但又有谁接受得了这样过度自以为是、又过度表情化的宏大叙事呢？《荆轲刺秦王》首演那天，李陀约大家看完电影后聊一聊，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躲避。面对凯歌的期待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好”。

    1998年夏天，由李陀牵线，我约凯歌为《华夏记忆》做一个口述史。那天下午我带着王锋做录音整理，好像是在国贸，我们就要了一壶茶，凯歌便开侃，一气整整侃了3小时。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是说到他们家，他说，“我小时候北京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临街有学校书声朗朗，忽然就安静了。有老人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俩核桃，转着，觑眼望着天上。天上有什么？鸽哨！你一抬头，它已经飞了过去。我们家那时候住在白塔寺边一条胡同里。四合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一方天。这天就框在院里，是你自己的。还有几棵树，这树也跟别人没关系。那时候北京的天干净，抬头没有那么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有鸟会飞过，没有鸟的天会非常寂寞。”二是说到“文革”时在云南当知青时候砍树，他说，“那树能遮了整个天，倒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像粗重的喘息。倒下来时候，天好像就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我们烧荒，满地的枯枝败叶，火柴一扔，整个山都被烧着。站在两里地外，整个一个大灯笼，里头烧透了，成了透明。第二天一看，一座死山，还有余烟，脚踩下去全是热的。”夸张和随时追求效果，成了他的自然叙述。

    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时候“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到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凯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凯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2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凯歌一生中两次离异，在几位女人之间恩怨缠绵。一位朋友很动情地告诉我，与第一位妻子离异时候，凯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我想是他的感情容器里承载了太多东西，凝滞而变成表情。(文/朱伟 摘自《有关品质》，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