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茹志鹃的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的上卷,写于一九八二年,在《收获》杂志全文发表,又由李济生先生责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事隔十八年,母亲去世,我在母亲遗物中找到中卷的三万字草稿,整理之后,承《收获》成全,续发表于一九九九年四期。现在,郏宗培先生志愿担任责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充实新版。我曾就此长篇的残卷写过一篇文章,名《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尽我所能知道,说明关于这部长篇的背景,也一并收在这本书的附录部分。后来,我还找到母亲零散在笔记本上的写作提纲,我请我的助教,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二年级生陈婧绫同学誊抄出来,附录在书后。
从提纲中,可看出一些小说往下发展的模糊踪迹。小说写到也宝逃出孤儿院,流浪街头,无奈栖身于妇女补习学校门口,接着又在其间的女生宿舍,然后便不知所终。提纲则透露了妇女补习学校的若干细节。看起来,补习学校的主要成员有这么几位:家境富裕,却不快乐的徐黛俐;年轻舞女,结局似乎是失踪或者自杀;老舞女,命运不济倒能安之若素;逃难来上海的小地主女儿;还有一个神秘的“秦”。哥哥的好朋友刘圣荃在未来的情节中,似乎越来越起担纲的作用,每当也宝陷入绝境,他总能拍鞍赶到。也宝从孤儿院出来,走投无路,“在冲向电车的刹那,看到了圣荃”;是刘圣荃给她出的算术题:“租界的租费多少”;也宝的爱情,也是从刘圣荃开始。而提纲中又有一个人物,似乎也要担起引领也宝的任务,就是“张德音”。“张德音”在提纲中,有一点像耶稣呢!可是,后来他终于没能在小说中登场。
附录里,我还选入母亲的四篇散文。这四篇散文都是描写母亲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生活。放在这里,也是为了弥补小说未完成的遗憾,它也许能提供一点小说未来发展的线索,可以视作素材。因母亲的长篇,确是自传体的性质。散文《紫阳山下读“红楼”》中的场景,显然是小说里面也宝与哥哥奶奶寄居的,刘圣荃家那个大杂院,奶奶,就是在那里逝世。在小说的中卷,也就是残卷里,也宝从姑母家奔出,又回到了这个大杂院,度过日本人占领杭州的一段时日。一九八五年的时候,我出差杭州,专门往紫阳山下寻找这个大杂院。那一带民居的格式已经改变,居住者也是年少辈的,找不到一个可能经历过当年的长者,没有人知道那里曾经有一个老人带着她的幼孙挣扎着生存,然后逝去。可是紫阳山还在,却也不是小说或散文中写得那样旷野。最后,我们在它底下一座公园里玩了半日。母亲与聂华苓老师互通的两篇《爱荷华小简》里,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从出世到成年的经历,尤其是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的“小简”,说的正是孤儿院,以及出孤儿院之后的日子——妇女补习学校,而后圣诞学堂。在妇女补习学校里,同宿舍的女生,有一位郊区小地主女儿,新老两名舞女,另有一名神秘的女子,带母亲不买票就进去大世界,那些白相人都朝她打招呼,“而她则微微颔首,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眼”。小地主女儿,新老舞女,直接写进了提纲,后一位,大约是“秦”。再有一个不住宿舍的走读生,“有钱的小姐”,就是“徐黛俐”了,但在提纲中,她也住进了集体宿舍。这样,提纲里的人就全对上了。在这里,关于租界的零租费的情节也有,但不是出自刘圣荃,而是一位“怀了孕的女教师”的算术课。这些,就是未完成的小说情节的基本原型吧!关于圣诞学堂,母亲写有这样的字句,“读书之余,就看老师们闹同性恋”,于是,提纲(五)中,第七节,“去徐家过夜,电话点唱,徐火烫的身子,逃出徐家”,就有了出处。《爱荷华小简》,是一九八三年秋季,在美国爱荷华城,母亲和聂华苓老师聊天时聊出的余兴节目。当时,母亲正在写作《她从那条路上来》的中卷,回国之后,母亲却停下了长篇,写起了“小简”。是不是忽然间,虚构的小说不能够满足母亲讲述历史的欲望,便转向直接地倾诉。而“小简”往来两个回合后,聂老师却要收住,因她觉得,“小简”中的许多内容,她想放进她正准备着的长篇,不舍得零碎用去。不久前,我读到了聂老师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自传《三生三世》,这大约就是那个写作计划吧!看起来,“小简”并不能够满足聂老师讲述历史的欲望,她需要有更大篇幅的容量,母亲却从此中断了她的讲述。
散文中的最后一篇《我能忘吗?》所描述的情景,在小说中发生在草鞋岭。我所以选编进这一篇,一是将它视作素材;二是因为,这是我母亲生前写作的最后一篇文字,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新民晚报》,同年十月,母亲去世。
我们现在只能从提纲和素材里,揣摩小说未来的进行。于我来说,也是追寻母亲的隐没在浩瀚时间里的历史和写作。这是我所以要选编这本书的目的。
为这本书,我专门去母亲生活过的地方拍摄照片。母亲出生在永年路上的天祥里,十二年前,我曾去过一回,街道和弄堂都还保持着整肃的气氛,今天显见得圮颓而且拥挤了。沿街的房屋多已破墙开店,包括我母亲当年的居所三号,开的是一爿果蔬店,也算不上店,只是在后门口摆了几箱果菜,烈日下,已有了腐味。墙和门窗都朽了,前弄里又搭出水斗披厦,头顶上是晾晒的万国旗般的衣衫。因是暑天,弄里弄外,壅塞着赤膊的男人和穿了睡衣裤的女人。但是,在这条破败的老弄堂里,却保存着一种旧有的生活方式。比如,弄口的锁铺,锁匠悠闲地看一本破书;骑楼下坐在竹椅上的老人,全神贯注地享用炎热中微弱的一丝凉风;收旧货的在弄内穿行。而且,满耳沪语。我走在弄堂里,引来的目光,不由令人生怯,不敢再进一步深入和问询往事。我感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远远退出本土化的生活,变成一个没有原籍,没有家乡的人。母亲曾经寄居的姨母家,是我小学时候经常去的区少年宫,至今也还是,星期六的早上,一些器乐班正在开课。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水,顺便向小卖部的女人询问这房子有没有动过。她回答说完全原样,问我是专来拍摄这房子的吗?我说我母亲曾经在这里住过,她就说,是朱葆三家的亲戚啊?又说朱家的人每年都会过来看看,当然,已是孙辈的了。以马内利孤儿院据母亲文章里写,位于愚园路。我请陈村先生帮助上网搜索,竟也找到了六十多年前这个小小的,设在弄堂内的孤儿院,院址上仅止写了“镇宁路”三个字。所以我猜想它大约是在愚园路,镇宁路口的一条长弄里,因这条弄堂的弄口在愚园路,横弄却又对了镇宁路。不过这只是猜想,无论是愚园路,还是镇宁路,都不知变迁几多,数年前还是林荫小街,如今已开成通衢大道,车水马龙。关于妇女补习学校,母亲记忆中的位置最为肯定,雁荡路的复兴公园门口。当然也是人事皆非。再有圣诞学堂,母亲说是清心女中旧址,而我小舅舅,就是小说中那个“颐宝”的原形,他记忆里似乎是在一个小教堂内。从清心女中,今日的第八中学过去不远,果然有一座基督堂——清心堂。一早,几个中老年妇女就在洒扫庭除,因次日是礼拜日。我向她们打听清心堂有没有历史方面的文字记录,她们一律严肃地望着我,然后问我有没有受过洗。我惭愧说没有,她们已经不屑,我却再要紧问,告诉说我母亲在这里念过书,她们又问你母亲受没受过洗。我说也没有,更感惭愧。她们就说那怎么会来这里念书,我极力解释,她们也无信任,指了黑板上的名字说,你或者去问长老,长老明天会来礼拜,可是——她们严正指出,做礼拜时,长老不能见客亦不能接电话,神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不可有一点点马虎!我只有唯唯答应着退出来。
图片里,我还放进有我一九八五年在杭州寻访母亲老家,在普安街旧宅的照片。就是母亲“小简”中说的,被她父亲败掉的老宅。其时已住进二十五户人家。当时从典当行里,买下我外祖父三不值两典掉的房子的业主后人,一位徐姓老伯,坚守一般住在主楼中的二楼房间。我问他能否拍照时,他拒绝道:又不是你家的房子了,拍照有什么意思?陪我去的朋友说,就让她留个念吧,于是拍了这张。后来,一九九五年时,我还去过普安街,老宅已经拆去,但整条普安街却尽是丝茧买卖,是又回复了我曾外祖父时代的旧业吗?当时,普安街就有我曾外祖父丝土行,字号为“茹生记”。图片中,又有一幅字迹,是我外祖父所写,是他写给长子,我的大舅舅的一份文字。全篇为他的败迹开脱,然后附一份债主的名单及所欠债务,让我大舅舅立业之后为他偿还,全是赌桌上的欠债。我不知道我大舅舅后来有没有还上这些滥账,但知道大舅舅略成年时,将一直存放于绍兴会馆里的母亲灵柩移出,安葬连义山庄。我也是在我母亲的遗物里找到这份手迹,它是我的祖辈留在这世上的惟一遗物。
关于《她从那条路上来》的原始材料,我可能用得太多,这会不会使人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自传,因而忽略它的虚构性质?所以,为强调它的非纪实性,我特友情邀请施大畏先生为小说作插图,而我又要求是写实的画法,甚至希望“也宝”的形象与母亲接近,是一双长眼睛。施大畏先生安慰道:这你放心,我向来是画长眼睛的!这就像一个两难处境,我既要表明《她从那条路上来》与母亲真实生活的关系,又要表明这是虚构的存在。因为我是母亲的女儿,总是不懈地要了解母亲的历史;还因为我也是个写作者,我知道虚构也是写作者历史的部分,这是我和母亲共同的命运。最后我再说明一点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长篇中主人公叫“也宝”,母亲的乳名则为“芬宝”,行五,是外祖母继四个男孩之后,生下的惟一的女儿,也是最后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