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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罗荪
孔罗荪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不应该被忘记的人，他有过重大贡献和功劳。第一个大贡献是在抗战时期，他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立和组织，编《抗战文艺武汉特刊》。
罗荪手里一直保存着一套相当完整的《抗战文艺》杂志原刊。后来，证明这是全国惟一的一套（抗战时期，后方没有好纸，《抗战文艺》的大部分都是土纸所印，不易保存）。《抗战文艺》是惟一一份由抗战初期坚持办到抗战胜利的全国性文学刊物，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罗荪在八十年代把它捐献给了文学馆，文学馆遂把它定为“一级文物”，成为“国宝”，一直好好地保存在保险箱内。
罗荪的第二大贡献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在他担任《文艺报》主编之初，和荒煤共同主持座谈会，为一百二十部著名当代小说平反。
罗荪的第三大贡献是受巴金先生的委托，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正式开馆后，巴金和罗荪一起荣任名誉馆长。
罗荪夫妇1978年调到北京，暂住在老和平宾馆的平房中，那儿离我家很近。他们常到我家来和母亲聊天，母亲也常常到他们的住处去做客，走动得很勤。巴金先生到北京开会，母亲常以主人的身份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有一次在青海餐厅请饭，有罗荪、曹禺作陪。巴金先生不善言词，微笑地坐着，态度极其和善。罗荪先生很有办法，冲着年轻的女服务员说：“你们都念过《家》吧？这位就是《家》的作者。”小姑娘们大吃一惊，一时不知所措。罗荪不紧不慢地说：“一会儿请巴老签名，多难得呀！”姑娘们兴奋得大叫，把巴老围了起来，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罗荪一派绅士风度，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是位处理日常事务和矛盾的能手，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忠厚长者，由心底里亲近他，尊重他。
就这么一位可爱的人，身体却渐渐不行了。他开始健忘。抓起电话来，却忘了要说什么，喃喃不知所云，对方让他说话，他却在慌乱中问对方：“您有什么事？”对方说：“不是您给我打电话吗”他惭愧地摇摇头，狼狈地放下电话，望着电话发呆，心里不服气，拍拍脑门，怪自己的坏记性，然后，努力地想，样子极其庄重。
疾病终于把他打倒，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完全靠夫人周玉屏料理一切。1993年初，罗荪过生日，文学馆同仁去家中看望他，向他献花。问他：“我们是谁呀？还认识吗？”没想到他居然慢慢地说了七个字：“文学馆的老伙计！”夫人和女儿都大惊：这是他多少天来第一次说话，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准，这么俏皮。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他说话。
“京派”汪曾祺
汪曾祺最后的十年爱画画。一次，我问他：忙些什么？他说：练画，每天“糟蹋”好多纸！他的画很像他的文章，是些小画，雅气，很有品位，是典型的文人画。他的画和他的文章颇有共同之处，观其画能咂摸出他写文章的特点。那就是说，甭管写什么，也甭管多么短，一定想办法弄出点特别的来，给人一个惊喜。
沈从文先生有两个大弟子，一位叫萧乾，早一点；另一位叫汪曾祺，晚一点。其实，可以把他们三位归为一派。这一派，在30年代，有一个名称，我的一位同事，是王瑶先生的高足，吴福辉，专门研究30年代文学，尤对当时的“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有研究。吴福辉的书是为“京派”翻案的，出版之后，颇得萧乾老和汪曾祺老的注意。他们都挺高兴，说了好多兴奋的话，显然是非常认同。“京派”教授作家，人虽然极为“绅士”，却偏偏眼睛向下，用一句很时髦的话说，平民意识很浓，写出了不少同情贫民为穷人伸冤的好作品。从这个角度上看，汪先生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汪先生还有一组文章也是首屈一指的，是一大批写吃食的散文。起初，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一期一篇，持续了好多期，内地的人不大容易看见，真是可惜。他写得真好，是这方面的冠军，其成就超过了梁实秋先生。
听汪先生聊天和谈话也是一大享受。我听过他在两次会上谈老舍先生。他说他是老舍部下，在50年代初，有过不少接触。我记得他说，老舍先生爱才，对他，对林斤澜，都另眼看待。他说，他喜欢老舍，喜欢赵树理。他说自己“服”他们。谈话之中，我觉着他有不少独特的角度，很新鲜，很有见地。
我想起一次在聂华苓女儿家的文人聚会。汪先生手里捧着一杯酒躲在一间小客厅里，和一位朋友边喝边聊，谈天说地，他衣着随便，坐得很舒服，两只眼闪着光。酒入肚，而故事即由他嘴里源源不断地飘淌出来，自然，轻快，便当，日后写下来都是他的美文。这是一种汪先生的典型形象，一个可爱的和高雅的说故事者的形象。
胡先生学画
谈到母亲胡絜青的画，我想我应该尽量脱离亲情去观察，所以，我先要把称呼定位在“胡先生”上，这样，也许，能更公允一点。
胡先生会大写意，她也会工笔，而且两个都好。
这和她同时遇到了两位大师有直接的关系。她在五十年代初，几乎同时，拜齐白石先生和于非先生为师，向后者学工笔。齐先生也会工笔，但又仅限于昆虫；而于先生的工笔则非常全面，主要是花卉和鸟类。于先生教书是无保留的。他知道很多画工笔画的窍门。譬如，他常去故宫带学生临摹古画，由于去的次数多，和工作人员搞得很熟，人家允许他进入库房。他便无意中在故宫的有残缺的古画上发现了秘密。原来工笔画的背面也是上色的。这样，正着看，植物的叶子就显得更有层次，很饱满，变化多端，非常贴近事实。于先生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胡先生。胡先生画牡丹叶子的时候，就多次一道一道翻来覆去地涂颜色，常见她把画绢或画纸翻过来，掉过去，一会儿在正面着色，一会儿在反面着色，结果，同一片叶子，在不同的部位，有深有浅，错落有致，非常厚实，完全是立体的效果，逼真之至。
胡先生跟齐白石老人学画的时机非常好。五十年代初正值老人生活安定，心情愉快，身体状态也好，每天平均作画三四张，处于创作的巅峰期。胡先生每周去他家一至两次不等，一呆就是一天。这样，齐老人作画的一切秘诀都被胡先生尽收眼底。齐老人晚年收徒教艺的办法是两个：一是他作画时让学生观摩，这个，或许，胜过许多说教和理论。二是学生拿自己的作品去让他评点。后者也让学生非常受益，齐老人平时作画时并不说话。惟独此时，他会讲一些他的作画心得，当然，往往都是带规律性的东西，非常宝贵。譬如，主要树枝或花枝在作画时尽量不要呈“十”字交叉。后来，当有人拿一些齐老人的作品要胡先生鉴定时，她一眼就能看出真伪。她有一次无意中带去几尾小河虾，活的，给齐老人看。齐老人随手就将小虾扔进自己画画用的大白笔洗的清水中，然后把脸伸到笔洗上，一动不动，居然看了一个多小时。胡先生也不敢惊动他，任他去看，但从此懂得了一个道理：全世界有名的齐氏虾的画法是打哪儿来的。
胡先生在大师的启发下，也养成了写生的习惯。
老舍的写作速度
老舍先生写文章并不慢，可是，也不快，架不住一生勤奋，成了多产作家。
年轻的时候，他一天能写两千字。当时一部长篇小说大约十五万字。暑期里可以天天写，一天两千字，七十天左右便可完成。写顺了手，写入了迷，还可以提前二十来天；不过，大热的天，挥汗如雨，手臂之下垫着手巾，防止汗透纸背，倒颇有几分“玩命”的架式。
这种习惯差不多维持了一辈子，当了职业作家之后，也基本上如此。
脑子不停地转，身子做什么呢？他有他的办法和习惯。
一是玩骨牌，一个人玩。他的一副骨牌跟随他走了一辈子，永不离身。写半个钟头，停下来，坐在床边，玩一阵骨牌；脑子却仍在稿子上，思索着下一段，想好了，把牌一推，站起来，走向书桌，再写。
二是摆弄花草。种菊是他的拿手。菊花以多品种而著称于世。多的时候，家中有一百多个不同品种，总数有三百余盆。老舍先生每写一段文字，需要活动一下腿脚，便走到院中，浇水，剪枝，拿虫，施肥，换盆，一趟一趟地穿梭在院中，默默地忙碌着。手和脚忙着，脑子仍不停地思索。想好了，放下喷壶或者花铲，拍拍手，坐下来开始写下一段。
老舍写作的速度，总体上看，在他的一生中起伏不是太大。既没有特别慢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快的时候，总是一副字字推敲的样子；但是，创作也有丰收年和歉收年之分。丰收年的写作速度一般较高，可达到日产两千字，甚至三千字；歉收年的写作速度一般较低，平均日产千字。不过，这里说的“歉收”仅仅是指数量，质量倒不一定，也许恰好相反，往往写作速度越慢，作品质量越高。1936年的《骆驼祥子》，1944年到1945年的《四世同堂》，1961年的《正红旗下》，都属于速慢而质高者。正如老舍自己所说：“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老舍爱用心里“转圈儿”这样的比喻。他说要用写诗的方法去写散文。写散文，文字须在脑中转一个圈或几个圈；写诗，每个字须转十个圈儿或几十个圈儿。倘若用写诗的方法去写散文，习惯了脑子多转圈儿，不断推敲，笔下便会精致一些。
老舍主张文章在发表之前要多改，甚至反复改。他说：什么叫剧作家，剧作家就是“锯作家”，对自己的剧本不断地用锯子锯，不断地加工。
老舍喜欢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包括小说和剧本在内。他常常在家中招待一群朋友听他朗诵。目的是两个：一是征求意见，听听大家的反映，准备接受批评和采纳建议；二是自己念着感觉一下，有没有拗口的地方，有没有废话，听听语言的音乐性如何。在老舍先生晚年，他的朗诵成了一项特别受欢迎的节目，远近闻名，他自己也乐此不疲，越发热衷，而且常常把这一条当作一个好经验，告诉年轻的写作朋友：写完了，不忙发，多念几遍，不会吃亏的。
老舍先生和齐白石老人是好朋友。他发现齐老人下笔并不快，和看画的感觉相距甚远。画公鸡尾巴，表面上看，似乎是大笔一挥，一蹴而就，潇洒之至。现场观画，原来齐老人行笔相当慢，很慎重。齐老人是天天作画的，天天有定额，而且没有节假日，生了病，病后还得把病中落下的画补出来。多次观察下来，老舍先生把齐老人视为同党，觉得完全是一个脾气，心心相印。
摘自《大爱无边》 舒乙著 漓江出版社 2004年版 32.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