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藏书，这在当今生活中是极为寻常的事。谁家只要有读书人，哪会没有几本藏书？藏书体现了主人的爱好和志趣，只要家中房屋宽敞，读过书的人都会腾出一间来做书房。有了书房必然就有书架，书架上摆放在显眼位置上的，必定是主人喜欢阅读或与工作相关，经常翻阅的书籍。有朋友来访，话语投机，性情相融，虽不一定有共同的爱好，主人都会邀请其进入他的书房。这其中的心理作用是十分复杂的，各人都有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理由。去书房，自然包括欣赏主人的藏书，通过对藏书的了解，客人可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主人的精神世界。与人交往，只要稍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谈话从主人的藏书引入，气氛就会融洽许多，谈话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些。不过，这在文革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的伯父要说也是个读书人，家中藏书不少，有许多是上代传下来的线装书。解放前，他居住在苏州，由于我爷爷去逝得早，他没有完成学业就开始操持家业了。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离开苏州，去了我奶奶居住的常州，在乡村买下了三间房的一个小庭院，便落了户。开始他在小学教书，后来在乡镇文化站里做文化干事，再后来兼的职就多了，什么集市管理、消防队长、变电所电工、知青办干部等等，只要是有文化才能做的事他几乎都干过，可以说是百事通，也算是那乡镇里有文化的读书人之一。我去到他家中，也算是读书人，因为他五个儿子都不及我文化程度高，所以，他见到我总是很高兴，喜欢和我谈古论今，给我看他发表过的作品。那厚厚一本，从五十年代的小戏剧创作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其中有诗歌、散文、小故事，甚至还有小品文，他都从报纸、杂志上裁剪下来，按发表日期，粘贴在这本大开面的簿子上。我知道这是他许多年来，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生写实。

    伯父没有书房，文革时，家里孩子多，上下九口人，连睡觉的地方都局促。三间房其中一间是灶房，所以，七口人要挤在两间大屋内，而两位堂哥晚上却要去睡在镇上的变电所里。当时，他家境的窘困是一目了然的，走进他家，除了中间的庭院里还种着些花卉和养着些金鱼外（这是他从小养成的积习），其余与一个杂货铺相差无几，虽说箱柜桌椅板凳摆放得还算整齐，但是，端上桌的碗碟几乎没有一只，边缘不是缺口的。大人小孩无一例外，一身补丁。伯父是个乐天派，无论家里多么清苦，他总要找些朋友来家喝酒，热闹一番，据说他的酒菜钱就来自他那微不足道的稿费和家中养的兔子。他有很好的书法功底，据他自己说，是他爷爷在他儿时用红木尺子打出来的。他的这一特长在文革中派上了用场，镇上无论出什么告示，还是书写毛泽东语录，只要是要求字体工整的，都来自他的手笔，尤其是在墙上写大字，更堪称一绝。所以，每到吃了晚饭，家中的饭桌即成了他的书桌，由于在生活中向他求字的人多，他人又随和，因此，在那个年月，这也使他避过了许多麻烦。

    他嗜书如命，在文革中藏书就成了他最为作难的一件事。起先他把书埋在了院中的月季花下，天天担心着有水会渗入装书的木盒内，后来，情况略有好转，他又把书转移到了存放杂物的阁楼上。藏匿解决了，接下来又怕书受潮发霉或被虫蛀，但又不敢趁着天气晴朗拿到院子里去晾晒。这样到了春天他就每次拿出几本，隔着窗帘摊开平放在后屋的桌子上，而字画则挂床沿的蚊帐架上，并锁上房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有那些藏书的，于是，我就偷偷地躲在那小小的阁楼上不下来，打开那些装书的褐色硬木盒子，专挑些带有插图的小说来读。不过，我并不能完全看得懂，因为当时能认识的字词实在有限，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我偷偷去看书的兴趣。这也许正是逆反心理作怪的结果吧！也许让我堂堂正正地来阅读，我还不一定能静下心来。

    社会变了，在常州的乡村可说是天翻地覆，当我九二年去看我伯父时，家里的状况已完全变了。堂兄弟们都已盖了不止一栋前后三层中间带天井的楼房，有的还开办了自己的工厂，每日里鱼肉蔬果，应有尽有，丰富的程度较城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伯父也已在镇上的影剧院里作了多年的经理了。他在家中也有了书房、书架，有时他就在书房里与他的客人畅谈，那份惬意，一言难表。在与他相别时，他的八哥的一句学舌，使我至今难忘，“常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