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人生》/许渊冲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23.00元

　　外文人才多出吴宓门下

　　吴宓先生是个《红楼梦》迷，迷到了堂吉诃德的地步。那时昆明有一家餐厅叫做“潇湘馆”，就在吴晗故居的前面，吴宓却提出抗议，说是玷污了林黛玉故居的名誉，一定要餐厅改名，由此可见一斑。他在东南大学时教了四门课：（1）英国文学史；（2）英诗选读；（3）英国小说：l.《威克斐牧师传》，2.《傲慢与偏见》，3.《大卫·高波菲尔》，4《名利场》；（4）修辞原理。

　　《吴宓自编年谱》说：“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梁治华（字实秋）……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任何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我也听了吴宓讲卢梭，又觉得不如梁实秋说的那么好，只发现他和卢梭一样喜欢和美人在一起而已。吴宓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雪莱的一句诗：爱情好比光，照在两个人身上还是一样亮。卢梭和雪莱，在我看来，就是吴宓景仰的人物，学习的榜样。

　　吴宓代理系主任时，陈福田是“书记”（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吴宓日记》9月13日说：“九时后，大学第二年英文丁组学生三人来，要求撤换陈福田。宓坚持不允。”陈先生英语说得很好，比温德还流利，但讲小说只会照本宣科，不如吴先生。学生要求撤换，可见当时清华重文学、轻口语的风气。

　　吴先生教英国小说，他认为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而小说又高于历史，因为小说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更有代表性，最喜欢的英国小说是萨克雷的《名利场》，认为道德上的理想比社会上的理想更重要。女主角之一爱米丽是个贤妻良母式的人物；另一个女主角蓓姬却更美丽，富有机智，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力图进入上流社会。吴先生认为从爱米丽到蓓姬，可以看出对女性的理想是如何发展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以及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也想表现这种对女性，对爱情的理想。但是他在爱情上的失败，他在生活中缺少幸福，使他认为自己受到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误解，又受到社会人士的攻击。这两句话可能是了解吴先生前半生的关键。

　　吴宓先生代系主任时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制定了外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结果，清华大学造就了不少博雅之士，如钱钟书、曹禹、李健吾、穆旦等。几乎可以说：本世纪中国的外文人才多半都是吴宓的学生。

　　古典派浦江清

　　浦江清教授曾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是吴宓教授的学生。浦江清也上过吴宓的英国小说，他最喜欢的名著是哈代的《还乡》。他在1929年2月3日的《清华园日记》中写道：“《还乡记》读完，诚杰作也。余不以小说目之，以最佳之散文目之。”

　　他对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评价并不高，包括《吴宓诗集》在内。他在1928年8月30日的《清华园日记》中说：“吴雨僧（即吴宓）先生到校招余去谈，因观其《南游杂诗》百首，佳者甚少。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吴宓请他助理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他在1929年2月5日的日记中说：“佩弦（即朱自清）交来副刊稿件。

　　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文平平，无什特见。……老舍君笔头甚酣畅，然少剪裁，又多夸诞失实，非上等作家也。”1932年1月10日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朱自清的散文，老舍的小说，徐志摩的诗，都是一时之选，浦江清却对他们评价不高，可见他的眼力不同一般。

　　我上过浦江清的作文课，就像他对朱自清的评价一样，觉得“平平，无甚特色”。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一个人走进来，面貌如何，身材如何……”这句应该如何修改？我一听就知道应该说：“进来了一个人”，这样才算前后连贯，因为我在小学就学过句法了。我的作文《翠湖》中有警句：“人们要把小堤、曲径，一齐改成大路，正如他们要把超人、愚人，一齐化为庸俗。”结果作文只得70分。另一篇作文《王子猷》平淡无奇，反倒得了75分。于是我认为浦先生重稳不重巧，他是个古典派，而吴宓是个浪漫派。

　　其实，浦江清讲得最好的课是词选。例如他讲李白《菩萨蛮》的头两句“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说：“此词意境高远阔大，开始用‘平林’两字即使人从高远阔大处想。‘漠漠’不是广漠的意思，它和‘密密’、‘蒙蒙’、‘冥冥’、‘茫茫’等都是一音之转，所以意义也相近。翻成文言式的白话是‘迷茫地、蒙蒙地’或‘迷漫地’，说烟气，如考察它的语源，正确的翻译应是‘纷纷密布’。………第一句说远处树林里的烟霭纷织已足够引起愁绪，到第二句便径直提出‘伤心’两字。山无伤心的碧，亦无不伤心的碧，这是以主观的情感移入客观的景物，西洋文论家所谓移情作用，中国人的老说法是‘融情于景’。”分析非常细腻。

　　浦江清后来当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宓却只代理西洋文学系主任一年。

　　叶公超“对学生不感兴趣”

　　我把前半生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追忆逝水年华》，英文名是Vanished Springs或The Past Relived，请杨振宁写一篇英文序。他读后来信说“很精彩”，并且寄来了序言，第一段说：“我和许渊冲久别重逢真是一件乐事，我发现他对什么事都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一同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杨振宁为什么说我“冲劲十足”呢？回想起来，1939年1月4日上午8时，振宁和我正在联大教学西楼二层小教室等待上大一英文课。到了时间，老师还没有来，我们就互相问姓道名。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灰色大衣、灰色西服的老师，问我们这里是不是N组英文教室。我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来的老师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就冲着他用英语回答，无怪乎振宁觉得我冲了。

　　杨振宁说：“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这点我有同感。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并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

　　清华大学1935级校友王辛笛说：“我是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上过他（叶先生）教的英美现代诗课程，听他侃侃而谈，酣畅淋漓，恰是一种享受，同学们听得入神，都忘记下课铃响了。他天分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因此平时对学生也要求很严，往往出之以机智的讥讽口吻，使人手足无措，更有些人对他的绅士风度和名士派头也有不同看法。”

　　公超先生的英文如何呢？《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说：“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的更好，大概是年轻时出去的缘故。”“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之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胡适之说的是二十年代的事，到了三十年代末的西南联大时期，情况就不同了。我和杨振宁上叶先生的大一英文时，发现他中文说得比英文多，英语并不流利，美国音比不上陈福田，英国音比不上钱钟书，中文翻译又比不上潘家洵，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至于写作，我看到过他贴在黑板上的一张便条，说有学生借了他的书，希望能按照借书的精神还给他（Books will be returned in the same spirit in whichthey were borrowed）。英文风格倒是十足。

　　钱钟书妙语惊人

　　钱钟书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嘉勉后人。

　　首先，他考清华大学，国文和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这给我的启发是：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上大学时，喜欢的课程就好好学，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不想做梅贻琦校长要求我们做的通才。钱钟书读书时不大听讲，考试成绩常是全班第一；这点我只学到他的缺点，却学不到他的优点。例如我听中国通史时，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年代数字，滚瓜烂熟，使同学们赞不绝口；但他讲的史实很少超越我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所以我听时心不在焉，而考试成绩也只及格而已。其实，清华才子，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所以不但他的同学，就是他的老师，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据说他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他却说道：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他的导师。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看他，后生小子怎能望其项背呢？

　　钱先生讲大一英文用的是陈福田编的读本，讲的内容和大家差不多，上学期主要讲中国的现实；下学期则多讲美国的政治（如《自由与纪律》）、社会（如《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如《经典为什么是经典？》）、生活（如《习惯》）、科学（如《一对啄木鸟》）、文学（如欧文的《孤儿寡母》、爱伦坡的《凶手的自白》）等。钱先生讲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英国音，因为以陈福田为首的大一英文教师说话都是美国音，大家听惯了，对标准的伦敦音反而觉得别扭。钱先生讲课不用中文，而隔壁教室潘家洵先生把课文翻译成汉语，结果大受学生欢迎。但钱先生说的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他说过：“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钱先生调北京大学，后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借调到《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同时借调的有金岳霖、王佐良、熊德威、王仲英等人。

　　王仲英是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我，金岳霖翻译《毛选》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

　　A fall into the pit，

　　Again in your wit.

　　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钟书译成：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钱钟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陈怡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