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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2000年的11月23号，当我身边的年轻人正沉醉于迎接新世纪的狂喜时，我却准备走向生命的终点，死亡的念头是那么强烈地占据着我已经麻木的心。
那天夜里，我几乎是本能地离开了父母的视线，走出家门，去寻找那些夜间还在营业的药店，我走了一家又一家，串遍了石家庄的大大小小的药店，我终于凑够了64片安定和舒乐安定，当我回到家，把64粒药分几次就着水喝下去的时候，我是那样地平静。那一刻，我想：吃下去了，吃下去了，吃下去痛苦将不存在，而且永远都不会存在了。
之后，我静静地躺在已经熟睡的妈妈的身边，闭上眼睛，等待着我期待已久的时刻的到来。可是第二天，我居然醒过来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活着？屋里静悄悄的，妈妈可能像往常一样上街买菜去了。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神情恍惚地走到了厨房，那儿有一套刀具，我拿起平时妈妈切菜的刀，朝着左手的腕部割去，我一刀又一刀地在动脉处划着，鲜血一滴一滴地涌出，我一点儿也没有疼痛的感觉，相反，堆积在心里的痛苦却已经减轻，真的，在那血肉模糊的手腕上，滴出的血就像从身体内挤出的痛苦以及压抑，一阵阵的畅快给了我常人难以理解的勇气。我又拿起了另一把锉刀，任锯齿在我的腕处，一刀一刀地锉着，终于鲜血开始奔涌……我怕母亲回来看见，找了一块手绢，紧紧地捂在伤口上，回到了卧室，我把左手藏在被子底下，静静地躺下，再次迎接死神的来临。
可是死神并没有放过我，后来证明漫长的长达两年的心理治疗过程，其实才是我劫难的刚刚开始。
说起来，也许别人会不相信，我生活在一个看似非常幸福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研究所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上面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和姐夫双双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而我呢？从小衣食无忧，活泼爱笑，18岁那年考上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大专护理专业，还是校舞蹈队的队员。
我心底单纯，对未来充满了自信，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传统的，也是严厉的，甚至是管束与专制的。从小到大，我的衣服的样式与颜色都是母亲替我做主，我已习惯让母亲为我安排一切。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作，也是将工资和奖金如数交到母亲的手里，想花钱的时候就从她那儿来要。如果不是经历那次恋爱，如果那次恋爱母亲不是那么强烈地反对，我想我的人生一定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是97年，我19岁，由于学习优秀，很幸运地获得了班里三个分配名额之一。我分到了区妇幼医院，从事护理工作。那年的4月，热心的同事要为我介绍男友，我爽快地答应了。第一次见面，短暂到只有20分钟，其实就是两个人从和平路散步到新华路。他是一个交警，人长得挺威武，但并不善言谈，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分手时甚至连彼此的电话都没有留下。
我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的时候，一个月了，忽然他打来电话，约我见面，我恍然记起了他的名字，叫姜斌。说不清是什么理由，我没有拒绝，两个人见面后才知道，这一个月他是到外地执行任务去了。他说，其实对我的印象很好，他是从介绍人那里要来的我的电话。在后来的慢慢的接触中，我对姜斌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发现他虽然没有文凭，但很有上进心，他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那样追赶时尚，人很踏实，他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但知道体贴、关心我。我们恋爱了，爱得很幸福，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姜斌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小旭，我要永永远远地做你的柱子，把你的整个生活撑起来。
一年之后，我们决定将我们的事情向父母公开，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姜斌的父母热情地接纳了我，两位老人都是普通的工人，是典型的纯朴、憨直的老人。我喜欢他们对我平易可亲的态度。可是当我把姜斌带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母亲的震怒出乎我的意料，她直言不讳地嫌弃我男朋友的家庭，说他不仅没有文凭，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小妹，负担太重，并且怪我不争气，说怎么能找一个工人的儿子作男朋友呢？我生平第一次反抗了母亲，我说：我喜欢的是人，而不是什么家室与背景。母亲不能容忍我的反驳，因为我一向是听话的，她大声地对我吼着：“你要么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要再回来，要么，与这个小伙子一刀两断。”愤怒加上失望的母亲，高血压犯了，并住进了我们家附近的和平医院。看着母亲伤心中透着气愤，我矛盾过、犹豫过，但我更希望母亲能平心静气地跟我谈一谈。可是，每当我满怀期待地到医院看望她时，她带给我的只是冷漠，并且有一次冰冷地对我说，不希望在医院看到我。
永远忘不掉那一天，我拎着一些水果到医院，希望趁她睡着的时候，偷偷看她一眼就走。可是，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突然醒了，并极严厉地当着病房所有人命令我跪下，大声地说：“我倒要看一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这水泥地硬！”当着那么多的人，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内心波涛起伏，翻江倒海，原来心中对母亲的那一丝丝的愧意在那一刻荡然无存。我和姜斌并没有因为妈妈的反对而终止来往。姜斌的自尊心却受到了打击。因为妈妈出院后，便开始精确地计算我上下班的时间，每一次晚归总要盘问，跟谁在一起，在哪里，干什么……我只是忍着，敷衍着，并小心翼翼地瞒着父母。每天中午午饭的时候，成了我和姜斌仅有的见面时间，其实我和家里的关系已经很僵，在我的心里我决定离开父母，把姜斌的家当做自己未来的家。当时医院里发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拎到姜斌的家。可是，对于我们这种偷偷摸摸的交往，姜斌也有些忍受不了，他单位的同事也常常流露出对他的劝告，说什么，何苦呢？姜斌，为什么非要上赶着人家？天下好女孩多得是，再说她的父母这么强烈地反对，你们真能走到一起吗？终于有一天，姜斌对我说：“小旭，我实在撑不住了，咱们还是分手吧。”听完这话，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我挽留他，甚至是请求他，他还是那么坚决地走了。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办公室，我不断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要抛弃我？”他却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我告诉你，我不再爱你，懂了吗？我不爱你了！”望着姜斌毅然决然离开的背影，我知道这一次我们是真的完了，彻底地完了，没有一丝一毫挽回的余地了。那一刻我被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抛弃了，一方是父母，一边是姜斌。
从此，我整个人都变了，心中装满了恨，我要报复这个世界，我对于那些对我有好感的异性，主动向我接近的男人，我利用他们对我的情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与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却又不动心的关系。因为我已经没有心，我的心被姜斌带走了。身边的男孩子走马灯似的变幻，可是我在最初短暂的快悦之后，便觉得生命无聊而又空虚，这样做，我并不快乐。就这样，大约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我更加痛苦，于是也更加疯狂，我愤愤不平，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这么痛苦？也该让别人尝尝这种滋味。于是，我开始破坏别人的家庭，我故意充当第三者，很快我认识了一个近40岁的中年男人，他如父如兄般的关怀与体贴，有些打动我的心。他是随着父母到新疆支边，在新疆长大的，后来，在那里娶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地地道道的新疆姑娘。现在携妻带子回到石家庄经商。因为他能吃苦，又有头脑，生意很红火。但我们的关系被他那无辜的妻子知道后，那个已经不再年轻的新疆女人并没有向我破口大骂，而是向我苦苦哀求，如果离婚，他的丈夫可以把一切都带走，只求给她留下那两个孩子。我看着这个在我面前嘤嘤哭泣的女人，我不仅嘘嘘又长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到头来受伤的还是我们女人？我似乎是良心发现，我毅然地离开了那个和我要结婚的中年男人。耳边，挥之不去的依然是他的结发妻子嘤嘤低泣的哀求声。
表面上，我又恢复了正常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可是似乎已经忘记的那初恋的日子，又开始如影随行地完全占据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以神经衰弱为由，不断地向医院请假。我已经无心工作，不愿见人，每天将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梳，牙也不刷，莫名其妙地哭，有时就想，想和姜斌在一起的美好日子，想着想着就会一个人不由自主地笑，多少次夜里，回忆起分手时姜斌指着我的鼻子说不爱我的话，心就撕心裂肺地痛，泪就止不住地流。流眼泪流得多了，眼睛都发了炎，于是就一遍一遍地滴药水，然后再哭，再发炎。再到后来，我的性格发生了离奇的变化，我开始变得狂躁，变得不安，无缘无故地摔东西，说脏话，有时还动手打我的父母，终于在2000年11月23号那个夜晚发生了开始自杀的那一幕。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爸妈送到了某医院急诊室那张窄小的床上，我发现我不能动弹，才知道我是被绳子捆绑在了那张床上。后来，据妈妈说，他们是在当天夜里发现已经被血染红的床单，才知道我自杀。当时我已经昏迷了，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抢救时，我还乱踢乱动，嘴里不停地说些什么，像疯了一样，接下来有七天的治疗，这七天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记忆，是一种比死亡更痛苦的感受。不许父母在身边，没有父母的安慰，身子被绳子固定在床上。护士每天只来三次，她们只做三件事：送饭、打针、送药。是那么冷漠，又是那么机械，然后将我一个人留在冰冷的房间。我当时是那样的孤独无助，凄凉，拼命地挣脱绳子，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护士。我的腿因为不停地挣扎而被绳子磨出了血，我的呼喊丝毫也不能唤醒护士的一点点同情。我陷进那无边无际的荒原，我体验着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也许是药物的作用，我不再狂躁，变得安静，于是我被转到了精神科的普通病房。和我同屋的是一个30岁的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她总是趴在窗户边上盼着她的父母来接她。可是听别人说她的母亲已经老了，根本无力照顾她，只好一次一次地送到这儿，用最廉价的药物维持着她最基本的生存。我当时好担心我的爸妈也不要我，不接我。可是每到探室的时间，父母都会早早地来看我，带来许多吃的和换洗的衣裤。在那里治疗的一个月的过程中，我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望着窗外，看树上小鸟儿在欢乐地飞来飞去，我一点儿也没感觉——似乎这个世界已经离我远去，它的一切生命都跟我无关。
终于，一个月之后爸爸妈妈接我出院了。可是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伤心地哭了，因为她几乎不能认识自己的女儿。那时候，我真像是一个痴呆的病人，思维呆滞，不说话，对外界的事物没反应，走路也很慢，动作也很迟缓。妈妈怎么也不能相信，一年前还那么活泼快乐的女儿，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看着妈妈一个劲儿地流泪，我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2001年的秋天，从医院出来后我渐渐地从病态中走出，心情也变得平静了一些。也许对妈妈的恨依然在心底，不知为什么涌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找一个男友结婚，离开这个家。于是，我在瞒着父母的情况下，与一个相识很短的军人匆匆地结婚了。当时我只向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一套婚纱艺术照，一是要他送我一枚钻戒。他都欣然应允。他的家不在这儿，是她的姐姐将闲置的房间给我们结婚用，就这样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却拥有了一个急急拼凑的家。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婚姻是短命的，短到仅仅维持了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婚后我才发现，他其实并不在意他娶了谁，而只是要一个家的形式，而我却是太渴望离开父母。结婚之后，我更发现我根本无法爱上这个职业军人，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我的初恋情人。也许父母早已看出我结婚的迹象，但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我观察与审视，却从不敢问及我的私生活。他们怕触及我那根最脆弱的神经。他们已经开始无条件地接纳、原谅他们女儿所做的一切，因此当我说出我已经结婚并且准备离婚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帮助我办理了手续，将我再一次领回了这个让我留下了几多辛酸回忆的家。在结束了这短暂的，近乎荒唐的婚姻之后，我又一次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依然未能走出婚姻的伤痛。
就在某一天的晚上，看到电视上法轮功练习者自焚的画面，我受不了这种恐惧的刺激，突然哭笑无常，从床上赤着脚滚到了地下，连父母都不认识了。我是穿着睡衣光着脚被父亲和叔叔拖到出租车上，送往医院的。
这一次他们将我送到了省五院的心理科，当我再一次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我的身边忙来忙去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恐惧笼罩着全身，因为我想起了第一次被绳子捆绑在床上的日日夜夜。当我被安置到一间病房，看到爸爸离去的时候，我拼命地拖着爸爸的胳膊说：“爸爸，我害怕！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求求你爸爸……”可是我的哭喊并不能留住爸爸，爸爸狠了狠心，挣脱了我的手臂，低着头，流着泪走了。于是，我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住院治疗的过程。我的心理医生姓任，很年轻，因为住单身，所以常常晚上过来陪我聊天。他很细致地安慰我、照顾我，了解我的病史。为了治好我的病，他还联系了我的初恋男友，希望他来医院看看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结婚了，不想纠缠在过去的情感中。当任大夫委婉地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居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是啊，我经常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这是又何苦呢？何必呢？傻傻地守着一份已经死了的爱情，用生命的代价输掉了身体的健康，或许是一生的幸福。从那一刻，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我一定要主动积极地配合任医生，争取早日恢复健康。说实话，心理治疗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就像是一个表面上结了痂的脓包，必须用针将脓包刺破，挤出毒液，才能彻底地治愈。
有时候，我被做催眠治疗，在梦境中一次一次地回到过去。我痛苦得不能忍受，不想再治疗下去了。每到这时，我就流着泪大声地唱歌，为自己鼓励，为自己坚持加油。我说我要走出那个长长的、黑黑的隧洞，我要冲出那个黑色的洞口，我要到阳光中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可是，抑郁症患者所承受的痛苦以及那漫长治疗的过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2001年2月到五院，到现在，近一年的时间中，我的父母带着我踏遍了石家庄大大小小的医院，拜访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医生，也辗转在几个医院里就医治疗。后来，在北京的姐姐、姐夫的帮助下，我们又找到了同仁医院的一个心理专家，在妈妈的百般请求之下，他才同意收治我。我吃过的药已经数以万粒，最多的时候，一次吃完26粒药片。这严重地破坏了我的食欲，我只能吃很少的饭，体重从原来的120斤降到现在的90多斤。由于对药物吸收损害了肝脏，而肝脏淤结又导致了我的腰椎膨出，我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身心俱伤的女孩儿。可是我才24岁呀，24岁别的女孩都在做什么？她们在谈情说爱，她们在拼命地工作，她们在投入事业，而我呢？在这里，我不能不说的是，在我最痛苦的治疗过程中，都是爸爸、妈妈陪我一起走过，他们从未放弃对我的信心。只是50多岁的人却陪着我这样受苦、受罪，他们的头发全白了，我不再痛恨他们，心中只有感激，因为我现在才深深地体会到父母的爱是没有止境的。尽管他们有时，尤其是最初的时候，采用了那么不当的我难以接受的方式，可是，正是因为他们那种方式，给我带来了后果与代价，同时这后果与代价他们跟我一起承受了，甚至受到了千倍万倍的惩罚。
记得有一次，妈妈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老得走不动了，你的病还不能好，那么我去了，我也一定把你带走，因为没有爸爸妈妈，你的命运只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那样真还不如跟我走了的好。”通过这次生病，妈妈不再是过去那个专制独断的妈妈了，她努力地走近我，我也学会了倾听父母的话，从中我了解到，他们，尤其是母亲因为自责与愧疚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我因为疾病而承受的痛苦少，每一次将我送进医院，他们回到家便会抱头痛哭，为自己当初的武断而后悔，为女儿的将来而忧心重重。值得告慰的是，在父母爱的感召下，在那些有责任感、有医道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下，我已经开始逐渐地恢复健康。我的脸上出现了笑容，现在我定期到北京的同仁医院找心理专家进行心理治疗，同时，还结合着五院心理科医生的药物治疗，我感觉我的心情逐渐地平稳，我逐步地走到健康人的行列中。
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经历讲出来，是希望把这段经历讲给两代人听。一是父母们，我想说的是，在我们那个只有热情没有理智的年龄，父母的循循善诱、和风细雨，胜过人间一切美好的精神食粮；粗暴的干预，武断的命令会葬送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的幸福。有的时候，父母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甚至比内容更重要。因为那时我们不谙世事，因为那时我们太脆弱，我们需要父母悉心的支持，我们需要他们一步一步地挽着走过来。
另外，我想说的是，对于心理病人的心理治疗，在我们的石家庄几乎还没有真正地开始，甚至地某些个别的医院，连基本的人道护理都尚未达到，这对于本来就脆弱的心理病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多么地热切地期待着心理的病人得到正规的技术治疗，真正的人文关怀，以及完善周到的服务，因为心理的病人首先是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