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预言，中国经济下一轮的瓶颈在金融。”4月18日上午9时许，58岁的温元凯在其下榻的南昌市滨江宾馆内，用一种平静却有力的语调描述金融和财富对于未来中国的重要性。1977年，温元凯就在邓小平复出后的第5天，即向邓小平当面直谏，要求恢复高考和派遣留学生。当时，他是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和化学家。

　　在经历了化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的三次梦想的变更后，温元凯目前正致力于推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的形成。

　　 1977年，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采纳了温元凯关于恢复高考和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对温元凯来说，这是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邓小平曾对温元凯说过，“你是这次大会最年轻的代表，只有31岁，你活到我这样的年龄，一定要作出更大的贡献，否则可要挨棍子的呀。”这句话让温元凯从小满怀的忧国忧民思想得到了更大的延续力量。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时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温元凯意识到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巨大关联。1978～1988年对中国的改革而言是一个尝试的时代，新事物蜂拥而来，对中国和所有参与变革的人而言，这当中的每一步都是探索，温元凯也在努力地实践着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1980年，34岁的温元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他去了法国。国外的游学，让温元凯在进行量子化学研究的同时，看见了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场全方位改革，尤其是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他开始学习国外更为广阔和成熟的社会体制改革经验。

　　1982年回国以后，温元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改革宏观方面的书，在其中一本书中，温元凯以中国改革先行者的身份，宣传改革观念，他所在的中国科大的化学教研室也顺势衍生为改革的一个标本模型。由此，温元凯也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和经济学家。

　　破茧

　　1992年，温元凯出访美国，那些曾经不可思议的概念，不管是市场、股份制还是股票市场里不断跳跃的Ｋ线图，都带给了温元凯强大吸引力。当他1993年买的第一只上海石化股票为他带来了资本最初级的乐趣后，温元凯意识到在未来的世界，金融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于是，1994年，温元凯走上了研究世界金融之路。

　　“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得没错。化学家的背景让温元凯对数字很敏感，并具有冷静而有条理的逻辑分析方式，这让他迅速在世界金融学的领域里游刃有余。

　　激情

　　1997年，温元凯以出乎人们意料的好莱坞式的迅速动作，给国内关注他的人们上演了一出从华尔街归来的好戏——从商，创建了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中国玩起了世界上最时髦的“资本运作”游戏。

　　然而，温元凯并不安心做一个“为利来，为利去”的商人。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救世情节让温元凯爱不释手。他笑言，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理想主义的“顽症”。

　　温元凯称，年少时他希望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但后来却成了化学家、经济学家、商人。虽然如此，他仍然满怀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为中国带来一点小小的变化。

　　“我现在正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间资本市场的形成。”温元凯说，“以前的我希望成为一个有企业家头脑、关心国事的学者，而现在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既有科学家背景，又能够为国做事的商人。”

　　平和

　　与其他在资本市场的冒险家不同，温元凯在经历种种事情之后，开始以一种平和放松的态度去面对这种原本充满紧张和刺激的神经紧绷的 Ｋ线图常态。

　　“我为我仍能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变革状态而自豪。昨天凌晨4时我坐火车从湖北到了南昌，早晨7时就起了床。”温元凯微笑着说，“我的目标早已不是金钱，因此我永远在清醒的前提下保持着放松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对待生活和事业中的问题。”

　　温元凯并不是在故作轻松，在他的《从华尔街看中国》的自序里写道：“我心态平和，没有什么事让我担心。”刚从上海自驾车到北京的温元凯爱上了这个年轻人目前正流行的活动，“我打算在‘五一’自驾车和我八十高龄的父母亲去泰山和青岛。”

　　“我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希望，从前到现在，我都是在一步步地前进，”温元凯平静地说道，“我不会挨棍子，而且我也将一直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