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但仍有不少地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筑面积，有的地方盲目攀比，有的不惜贷款、举债甚至挪用扶贫款等专项资金修建楼堂馆所。只是在这些贫困地区，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扩张才显得如此“触目惊心”。因为贫困与豪奢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民众权利的卑微与政府权力的高高在上。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越做越大”？高昂的成本主要表现于行政扩张。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四五百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小政府、大社会”一直被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一些政府部门的规模不降反升。在有些地方，“穷庙富方丈”、“穷县富政府”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一个县政府竟然配有17名副县长。

    有统计表明，我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1986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2005年则上升到20％，提高了10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昂贵的国家之一。

    显而易见，公众纳税供养政府的最真实目的，在于获得高效而廉价、性价比高的公共产品。现代社会达成的共识是，“不仅要廉洁的政府，还要建设廉价的政府”。对如何建设既廉价又廉洁的“双廉政府”，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其首要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建立民主财政、公共财政使国民能够参与预算控制。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曾指出，要让城乡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没有人会怀疑，正是由于国家财政或者“政府财政”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使近年来的政府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如果财政预算不透明、不民主，如果政府部门可以刻意隐瞒成本而不被有效问责，如果社会在公共政策购买方面因别无选择而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政府必然趋向于“量入为出”，使行政成本逐年增加，或像乌海市这样“政府自肥”，使民生无条件让步于“官生”。

    正因为此，面对财政预算外收入高等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制订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及行政机关编制法等新法反腐败、限制政府无节制扩张。

    应该说，社会转型的成败得失，从本质上仍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完成向“双廉政府”的转型，完成从过去掌管全部社会资源的“全能政府”，向可选择、可讨价还价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转变。如有学者主张，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关键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预算。人们同样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做到官员廉洁，还是做到政府廉价，终归要回到同一个问题上，即政府必须在阳光下花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