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恶搞”类作品逐渐蔓延起来。所谓“恶搞”，其目的就是通过有意破坏人们心目中美好的形象和事物，达到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目的。其败坏的是优秀文化，蚕食的是真、善、美，亵渎艺术，污染视听。此类“套牌”作品，我认为是一种恶俗的文化垃圾，是一种无聊浅薄、投机取巧、贻害社会，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恶搞”的关键是“搞”,“恶搞”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比较有名的人或物，如雷锋、董存瑞、《闪闪的红星》、福娃等。除了主旋律影片被“恶搞”外，英雄人物、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也被“恶搞”。有人在网上“恶搞”、编造了雷锋的所谓“20条死因”。有的说,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还有的说是看了网络笑话笑死的。《西游记》在网上被“恶搞”后,猪八戒变成了勤奋刻苦深受女孩子喜欢的形象。奥运福娃被“恶搞”成了2005年超女形象。《闪闪的红星》就被“恶搞”成了网络短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在长达9分36秒的短片中，所有的画面都出自《闪闪的红星》,其中对白、配音被完全篡改。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变成“八七电影制片厂”,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亨，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短片制作粗俗低下，不仅伤害了原创人员,更伤害了对原著有深厚情感的观众，同时也会误导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漠视中国革命历史,甚至会引发许多人以“恶搞”红色经典影片为乐趣,不利于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特别是把伟人的诗词“万水千山只等闲”改成“万盏千杯只等闲”,让人难以接受。

　　“恶搞”的四个危害：一是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结果等于告诉大家不要有理想信念,这是危害性最大的。二是诚实守信的美德在网络“恶搞”那里没有了任何价值,弄虚作假反而能够取得轰动效应。三是连英雄都可以变成不好的人,这等于说当好人、当坏人都无所谓。四是把人家的东西拿来随心所欲地编一编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创造。

　　说它无聊浅薄，是因为恶搞类作品借助他人作品之外壳，拼凑装填一些自认为十分有趣，实则插科打诨、胡搅蛮缠、装疯卖傻之类的语言或动作，粗制滥造之后端了出来，塞给你看。看似热热闹闹，其实俗不可耐。

　　说它投机取巧，是因为恶搞类作品往往刻意瞄准古今名著、中外经典、英雄人物、名人名言等进行肆意篡改，利用人们熟知的优势，达到偷梁换柱、鱼目混珠，容易被受众接受的效果。这样做，不需要辛勤的创作劳动，成本不高“成名”快。说穿了，是江郎才尽之后的伎俩。

　　说它贻害社会，是因为经过恶搞类作品不负责任、肆无忌惮的篡改，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纯真与龌龊、诚信与虚伪，甚至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之间，不再是泾渭分明，而变成了一片混沌，甚至黑白颠倒。当今网络时代，青少年一代本来已经在渐渐远离经典名著、高雅作品的熏陶，并且对英雄人物的理解趋于多元化，如果再经过恶搞类作品的扰乱，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会怎样地错乱？

　　说它没有生命力，是因为恶搞类作品既谈不上艺术性，更不去考虑思想性。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终究是难以走远的。恶搞类作品迟早会失去市场，被人们所不齿的，不信走着瞧！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恶搞”。“恶搞”是荣辱失范的“败德行为,它容易造成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是对理想信念、诚实守信、良知善行、劳动创造的颠覆，此风绝不可长。“恶搞”不等于创新，“恶搞”也不等于幽默。当“恶搞”损及民族文化、传统美德时，它危及的已不是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包括“恶搞”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根。“恶搞”作品大量地引用原著，已经不是一种“适当引用”行为，而是对权利人著作权的一种侵犯。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想、需要榜样、需要诚信、需要信仰！现在是起来捍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了！“恶搞”的人，有的怀有恶意，有的只是图痛快，但都造成了消极的社会效果。红色经典本身是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再现，弘扬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关于正义、理想、信念主题的深刻表达，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主流文化意识。

　　红色经典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是不容亵渎、践踏的,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曲解、颠覆和“恶搞”。我们的民族语言、我们的文明不容胡编。如果让诸葛亮吃“伟哥”,林黛玉穿着三点式出来,我们国人的感情将会受到伤害。如果大量的青少年天天在“恶搞”成风的虚拟空间里成长，接触的全是离经叛道的表现方式和哗众取宠的传播风格，他们就会把追逐无厘头文化作为时尚，把叛逆、反传统作为价值取向。 我们处在文化多元的时代，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如何捍卫主流文化阵地？如何捍卫主流意识形态舆论阵地？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清醒的认识，不采取及时、有效、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这种“恶搞”之风将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