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
　　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
　　
　　段东仁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7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举行的活动，是襄樊22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白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家里，仅有的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种“结对子”的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他们种，有2/3的受助者没给资助者写过信，除了一名男生外。但这个孩子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没良心”。
　　
　　面对这个结果，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获得资格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他说。
　　
　　这个58岁的老汉是名修路工，每月收入500元，他的妻子无业。3个孩子自从到县城念高中起，暑假就没回来过，一是省路费，二是打工赚钱。排行老二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当她重又哼起时，泪流满面，“宋总（捐助方圆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圆有些恼怒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告诉记者，除了学费，没其他困难，自己能克服。
　　
　　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也注意到汪志鹏的变化。在仪式前的见面会上，周华玲特地点名让他起来自我介绍。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
　　
　　“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绝大多数贫困生的心是孤僻、内向、焦虑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胡邓分析，他们骨子往往深嵌着强烈的自尊与过度的敏感。
　　
　　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从乡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们在短时间内承受太多的变化。现代化的环境与用品，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容易让贫困大学生无所适从。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而一些极端的案例，更给他们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鹏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小时候开朗活泼，但他12岁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学，因没钱就读喝农药自杀。父亲因此精神错乱，儿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志鹏不爱说话，但懂得心疼我。”这位母亲说。2007年除夕，新年钟声临近敲响时，志鹏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说要给妈妈唱首歌。当时，窗外炮竹声震耳，客厅里那台无画面的电视机沙哑地传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欢闹声。汪母没听清儿女在唱什么，只一个劲地鼓掌，边抹眼泪。

　　“尊严要靠实力挣回”
　　
　　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去年8月份，为22名大学生颁发助学金时，襄樊市总工会还发出了倡议书，要求大家学会感恩，与女企业家多联系，汇报自己的学业与生活情况。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2/3大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是指写给总工会，而更多的大学生直接给资助者写信。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这个同学眼中勤奋稳重的学生干部，成绩在年级也名列前茅。
　　
　　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严阿姨的公司实习。这个身材敦实的男生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而王可的母亲称，资助过他们的企业家曾问女儿，有没献过血？有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这跟感恩有什么关系”？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资助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并没中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拒了采访。
　　
　　龙威与资助者严建群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严主席的公司实习两次后，他得到了师傅与同事的认可。严建群告诉记者，龙威毕业后，只要肯来，我们就收他。
　　
　　“我的能力受到了认可，心也踏实下来。”龙威说自己今年接过严阿姨的钱，已然坦然而平静。男孩说起自己今后要飞得更高、更远时，已然一扫去年集体照上的拘谨与忧郁。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一粒渺小的原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还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接过帮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