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后，高中历史将不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书写，过去学生和老师们所熟悉的按朝代等时间顺序编写的历史教材，变成了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专题编写的教材，历史的古今贯通、中外对比更加明显。历史新教材中，世界大战的内容也被单独从必修课本中提了出来，成为学生自主选修的内容。
　　
　　注：新历史教材共有6册选修专题，分别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探索历史的奥秘以及世界文化遗产荟萃。其中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为侧文学生必选。
　　
　　教师建议学生选修“世界大战”
　　
　　不少专家表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中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内容，新教材未把其列入必修课本，必然影响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关注，使得学生对这段历史了解不足。一些一线教师也表示，在必修教材中删除世界大战的内容不仅会造成学生这方面的知识欠缺，而且也为学生理解战后历史造成很大困难。一些专家甚至表示，如果文科生缺少对世界大战的历史了解，很难符合高校要求。
　　
　　针对此，不少学校已经根据本校情况在历史教学中进行了调整。尽管《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册教材作为自主选修的内容，但一些学校还是将它纳入侧文学生的必选。
　　
　　北京二中历史教师李建红说，学校目前已经将这本教材列入学校的课程，侧文的学生建议都选，侧理学生也可以自主选修。“就算是高考不考，学生了解这部分历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她说。
　　
　　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
　　
　　新的高中历史教材由9本书组成。其中必修为3册，分别为政治文明历程、经济成长历程和文化发展历程。另外6册为选修专题。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要通过对高中历史的学习，了解人类发展的基本脉络，通过必修课的学习，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辨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记者 王佳琳 杜丁 王荟）
　　
　　【观点】
　　
　　断代史VS专题史
　　
　　由中外分开的断代史，转变为中外混编的专题史，历史新教材完成了从纵向向横向的“变身”。此举也引发了是否会令学生们产生时空错乱感的疑问。而在初中一直学习通史的高一新生，是否有足够扎实的能力分专题学习、领会人类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大历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再次迈进历史时空，我们要在已有的历史脉络和整体的历史框架的背景下，分别深入思考人类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学会在一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大历史中，观察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进程，观察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
　　
　　——这是编者写在新《历史》课程前的一段话，也阐述了新教材变身“专题史”的理由。
　　
　　高中课改之后，历史教材的内容编排由中外分开的断代史变为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9个模块，类似于中外混编的专题史。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要通过对高中历史的学习，了解人类发展的基本脉络，通过必修课的学习，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辨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专题史是否会产生时空错乱之感，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大为表示，专题史仍旧有准确的时空定位。在岳麓版历史教材的编写上，各个单元之间，仍旧遵循历史的时序性。不同的是，过去是中外分开的断代史，而现在则要求中外关联，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的事、外国的事都要讲，只是分成不同单元讲。
　　
　　此外，岳麓版历史教材在三本必修册后特别编写了“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以公元前8000年至进入21世纪的时间为纵轴，以政治、经济、文化为横轴，中外对比分列，向学生提供一个历史在各层面之间以及中国与外国横向互动中纵向发展的脉络。
　　
　　作为一线历史教师，北京二中李建红老师最担心的是，初中生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分专题学习。“因为历史不是中考科目，初中生的理解水平也有限，很难说他们的通史知识有多扎实。”李老师说，为了弥补这方面问题，老师可能会在讲授新教材的时候为学生补充大量的背景知识，以作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

　　【备课】
　　
　　不能少讲而要会讲
　　
　　授课教师李建红（北京二中历史教师）即将开学，李建红老师已经开始为新学期、新教材着手准备。她认为，此次高中课改要求老师在教学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时刻“心里有学生”，课堂上继续维持老师一言堂的局面势必要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师上课就应该讲得越少越好。
　　
　　李老师说，新学期的授课过程中，她首要的任务是调动和引导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课堂的思考中，而不是把自己作为权威给学生单纯地灌输知识。
　　
　　比如讲汉朝的集权措施，如果就告诉学生汉朝采取了哪些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学生就只能硬背，但可能并不理解为什么这时要进行中央集权，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但我们在新课程设计时就可以找到贾谊、晁错当时上书朝廷的史料，让学生先解读史料，自己体会史料中所描述的诸侯国的势力已经如何威胁到了中央政权，之后再通过史料解读当时晁错上书的主张，进而让学生知道当时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必要性。
　　
　　“有一种说法，新课改后，老师上课只讲1/3，剩下的时间都交给学生，这显然是走入了一个误区，误解了新课改。”李老师说，新课改后，老师应在学生学习中充当一个重要的引导者，而不是填鸭饲养员。但作为引导者，并不表示老师上课就应该讲得越少越好，而是要老师转变意识，知道该怎么讲，该讲什么。
　　
　　课堂提问
　　
　　Q：高中生要破解李约瑟难题？
　　
　　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曹大为: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这一疑问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历史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三单元第17课就要求学生“综合探究：破解李约瑟难题”。
　　
　　是否把李约瑟难题纳入中学课本，曾经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问题，学术界都争论不清，拿到中学课本里是不是合适。
　　
　　我认为，这个鼓励学生探究的问题恰恰体现了高中课改的理念。学生探讨得是否全面另说，但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情，有没有反应，作不作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借口是难题就不思考了，那学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Q：学术化语言会影响学生理解吗？
　　
　　北京二中历史教师李建红：新高中历史教材中，类似岳麓版、人民版的教材的编者大多为大学教授，或者是业内的学术专家，因此教材中免不了会出现学术化倾向，一些语言也比较成人化。有观点认为，学术化倾向在高中教材中不可取，而一些表述的成人化，则可能影响高中生的理解。比如高一第一课就出现了“内服”、“外服”这些高中生、甚至是成人都没接触过的新词，或许一下就把学生搞糊涂了。
　　
　　我认为，新教材的编者很多在古代史、世界史等方面都是领军人物，教材中出现专业化、学术化倾向并不奇怪。教学可以因学校、学生的不同情况而异。高中生可以适当接受一些相对专业化的概念，这对学生未来的学习也并非坏事。
　　
　　另外，对于一些新词，其实不必有什么恐慌，更多情况下只是教师或学生适应了某种表达方式，而现在表达方式变了，自然也要有个适应过程。
　　
　　【政治】股票、保险均有阐述
　　
　　新课程内容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新进展、时代性较强的新内容。必修课程设置了三个模块，其中第一课程模块中分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与消费”，在第二个主题“生产、劳动与经营”中，对银行储蓄、商业保险、债券、股票等都有所阐述，树立学生择业、创业观，同时还引入了负税人的概念。
　　
　　【生物】前沿信息大量出现
　　
　　新课程在不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前提下，以课外阅读、正文选学内容的形式出现了很多生物学前沿信息。包括生物工程生态学、细胞工程、克隆哺乳动物、人类基因组计划、神奇的太空椒、试管婴儿的问世等。为学生们打开一个学习当今最前沿生物科学的窗口。
　　
　　【地理】研究课题“以人为本”
　　
　　新课程把“人”作为研究的中心，结束了自然本位主义的人文地理研究内容。每章开篇均有一个操作性强，或结合学生生活体验，或联系当今世界和我国的重大问题和常见问题，或反映地理学科发展方向的研究课题。例如：“调查家族人口的增长和迁移”、“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对策”、“认识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有的课题学生必须独立完成，有的课题必须分组完成。

　　北京课改挑战高考改革

　　近日，北京高中课改引起了舆论极大关注，并引起了一些争议。对此，本报记者对课改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力求客观、全面地还原这次课改的面貌。总体而言，此次高中课改值得肯定，因为它着力于改变长期以来教育以书本、教师、课堂为中心的局面，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强调的选拔人，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个人兴趣往往得不到重视，所有的学生在同样时间以同样的进度，学习同样的课程、考同样的试卷，学生的成长记录以一串考试分数为主。而北京高中课改正在试图突破这样的困境，让教育由“选拔人”走向“培养人”，让学生不是为教育的需要而存在，而是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需要而存在。
　　
　　新课改许多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例如老师变成引领者，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习，课堂留下更多的时间给学生自己；丰富的选修课改变了“千人一面”的学习场景，北京二中甚至为学生专门开辟了一间“自制餐”实验室，这里没有指导老师，赋予学生以充分的自由；课改后，综合实践在144个学分中占23个学分。其中包括研究性学习15学分、社区服务2学分、社会实践6学分……
　　
　　以上这些课改的设计，几乎招招切入应试教育的内在弊端。第一，课堂上多是简单、机械式灌输的教学方式，结果，学生常常只擅长被动学习,如果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而今课改将老师变成引领者，显然有利于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将艰苦而被动的学习过程，转化为快乐和主动的过程。
　　
　　其二，大一统的教育方式埋没了许多有特殊天赋的学生。北京课改有望改变这一弊端，大量选修课的存在为这些学生创造个性化的成材之路。
　　
　　其三，许多学生埋头书本，不去认识和接触社会，有知识而无常识，在这次课改中，社会实践成了学分的“重头”，学生将难以读死书，它必须在社会的大熔炉里接受磨练。
　　
　　不过，面对教育的整体大环境，我们也感到担忧：这次课改真能成为应试教育的终结者吗？真能引起专家所说的“革命意义的变化”吗？此前，为推行素质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改已经先行，此外，各地的素质教育也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努力和尝试，但是这些改革的努力一碰到高考，常常就会败下阵来，那么此次北京高中课改是否能避免重蹈覆辙？当下，以高考为终极目标的应试教育似乎已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怪圈，对于此次课改，有家长就质疑，“高中课改是不是会影响高考质量”、“这届学生会不会成为课改的实验品”？有老师也认为，“我现在担心的是把学生撒出去，怎么再把他们收回来？”可见，高考改革若不加速，素质教育将难有出头之日。
　　
　　当然，高考改革谈何容易，这么一个已经稳定运行几十年的制度，这么一个几乎涉及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制度，一个微小变化都会掀起巨大波澜，何况是与素质教育对接、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退路，在素质教育的大潮中，高考不可能作为一个孤岛置之度外。因此，思考如何将高中课改后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对接，成为高考录取的重要依据，以及如何改革高考模式，从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对素质教育的要求，让高考发挥素质教育的指挥棒作用，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