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马刀队”

　　袁文才（1898～1930年），又名袁选三，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一个农民家庭，客籍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宁冈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袁文才一家深受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袁文才的父母，为了改变家庭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处境，期望着儿子能成为一个读书人，以便将来扬名显达，为客籍撑门吐气。全家人平日省吃俭用，将刚满七岁的袁文才送进茅坪私塾馆里去读书，但毕竟是穷家子弟，常因难以支付私塾馆里的学费，学业时断时续。停学时袁文才就给家里放牛，帮助父母操持家务。

　　少年时代的袁文才，由父母作主寻了一个童养媳。1917年，袁文才刚满十九岁，父母便给他办了完婚的酒席。新婚不久，袁文才的妻子便被茅坪世袭劣绅谢冠南的儿子给霸占去了，豪绅们讥笑袁文才说：“你袁选三读书，是牛牯读经书，将来肚子里有草无文！”袁文才受此人格污辱，满腔的仇和恨却无处申诉，他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1919年，二十一岁的袁文才与谢梅香结婚。婚后，他胸怀壮志，在家勤攻苦读，1921年终于考进了永新县禾川中学。入学后，他生活俭朴，求知心切，十分用功，渴望学业早日成就。可是，事与愿违，第二年父亲突然病故，家中负债累累，生活十分拮据，不得已，袁文才只得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养家。

　　袁文才中途退学后，又成了那些豪绅地主嘲弄的对象，他们挖苦说：“早就看得出于袁文本若能读书出人头地，我们家里的牛牯也会中状元公哩！”立志复仇的烈火，在袁文才的心中越烧越旺。

　　一次，宁冈籍的官绅龙清海在南昌参加竞选江西省议长，拔了一笔经费到宁冈拉选票。豪绅谢冠南利用手中的权，力想独吞这笔经费。袁文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暗中作了准备，投票选举那天，他突然当众揭露了谢冠南的舞弊行径，弄得谢冠南当众出丑，狼狈不堪。袁文才首次反抗成功，声望顿增。此后，他常在公众场所为客籍人鸣不平。

　　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加上豪绅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广大的穷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求得一线生路，湘赣边界各县山区的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组织各种绿林武装，走上了反抗官府和豪绅地主压迫的道路。军阀部队中的许多士兵也纷纷哗变，拖枪上山为匪。在此乱世时期，井冈山地区先后聚集有朱孔阳、唐光耀、杨佐山、马文林、罗冬生、王佐等为首的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他们都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四处“吊羊”谋生，使得平日那些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闻风平丧胆。在宁冈县境，离袁文才家乡不远的半岗山上，也活路着一股名叫“马刀队”的绿林武装，头领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胡亚春。“马刀队”常去“吊羊”的对象，正是袁文才与之有深仇大恨的豪绅地主。他看到那些豪绅们一个个在“马刀队”手下落得人亡财空，打心眼里感到痛快。

　　为实现报仇雪恨夙愿，血气方刚的袁文才，于1923年毅然上山，与胡亚春等头领对天盟誓结拜兄弟，参加了“马刀队”，充当“马刀队”的师爷，专为胡亚春等头领出谋献策。

　　袁文才上山入伙，“马刀队”如虎添翼，“吊羊”活动更加频繁，使宁冈境内的豪绅地主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豪绅地主们与县府勾结，从外地请来一个营的军阀部队进驻宁冈，声称“进剿”井岗山，捉拿袁文才。一天，一个连的军阀部队闯进了马源坑，却不见袁文才的踪影，连长恼羞成怒，将袁家抢劫一空，杀鸡打狗，大吃大喝，尔后把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五花大绑押往县城。其中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部队开拔时掉了队，他慌忙中误将袁家背木头的撑棍当枪扛在肩上仓促离去。这时，袁文才的嫂子下山回家，发现屋内留下一支钢枪。她立即将这支钢枪送上山交给了袁文才。那个酩酊大醉的士兵行至茅坪才归队，班长发现他背的不是枪而是一根木头撑棍，立即报告连长，连长率部返回袁家寻枪，恰遇袁文才的母亲刚从山上回到家里，他们找不到那支枪，便发泄兽性，举枪朝袁母射击，袁母当即惨死在地。

　　袁文才的家被抄，哥被抓，母亲被枪杀，这铺天盖地而来的横祸使他悲痛万分。他横下一条心，把妻子和儿女一道带上山加入了“马刀队”，誓与豪绅、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后来，由袁文才的岳父谢益谦出面，经过多方周旋、花一大笔银元，才将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从狱中保释出来。袁文才这次上山后，担任“马刀队”的参谋长，在井岗山安营扎寨，占山为王，率领弟兄们昼宿夜行，声东击西，“吊羊”活动有增无减。1924年夏，他率领“马刀队”乘虚攻进宁冈县城?新城，捣毁了县衙门，吓得那些大小官吏弃家逃命，土豪劣绅只得乖乖地按袁文才提出的要求交款赎命。当大批军阀部队闻讯赶来反扑时，袁文才早已率“马刀队”躲入深山密林，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迫使敌人疲于奔命。从此以后，袁文才的“马刀队”远近闻名，威震宁冈。毫绅地主们被袁文才的“马刀队”吓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宁。

　　从保卫团到自卫军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宁冈县有个进步青年叫龙超清，是江西省参议会议长龙清海的儿子。他自幼随父在南昌第二中学读书，后来接受了革命影响，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由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龙超清入党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利用世家子弟的公开身份，回到宁冈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与当地进步青年刘辉霄等组织革命团体“文明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扬北伐战争，团结全县各界进步青年，同宁冈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右派组织“新民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4月间，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本县极不稳定的政局大伤脑筋。他怕“文民社”与“新民社”这左右两派组织公开争斗会引起祸端，更对井岗山袁文才的“马刀队”望而生畏，多次派兵“进剿”均告失败。后来沈清源想用招抚的办法使“马刀队”下山归顺县府，以了心腹之患。可是他既不敢亲自出马，又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说客。　　　　根据党的指示正在宁冈发展革命力量的龙超清，以敏锐的观察也注意到了井岗山上这支“马刀队”。他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马刀队”均为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一支专与豪绅地主作对有正义感的绿林武装，通过教育争取，这支队伍是有可能成为革命武装的。恰在这时，又得知县长沈清源正为找不到上山的说客而发愁。于是，龙超清便利用与北洋军阀部队刘汉涛营七连连长王德文的私人关系，说通了王德文，两人一起找县长沈清源献策，自告奋勇愿去井岗山招安“马刀队”下山。县长沈清源正求之不得，心中甚是高兴，立即委派龙，王二人为县长的代表，径直上山，招抚“马刀队”。

　　龙超清和王德文不携带任何武器，来到井岗山会见袁文才。袁文才以礼相待。但是，好用心计的袁文才，总结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头领都是因为上了当局“招抚”骗局的当才掉脑袋的教训，为防不测，他对龙、王二人的到来，以礼相待的同时，大山寨的四周加布了岗哨，设下伏兵，保持高度警惕。经过交谈，袁文才感到龙、王二人真诚相待，所提条件也都被答应下来。龙超清还主动提出派人质上山以保袁文才下山谈判的安全。这才使袁文才消除了疑虑，表示同意下山谈判。数日后，袁文才按约定的时间，带着李晓甫等数人赴宁冈新城同县长沈清源谈判。在谈判中袁文才提出受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等条件。沈清源要袁文才仅降。袁文才却坚持组织自立，行动自主，寸步不让。由于龙超清等在沈清源面前说明利害，竭力周旋，迫使沈清源全部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谈判达成协议，袁文才同意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并由袁文才亲任团长。为防意外，袁文才在下山之前，把对下山受编持异议的胡亚春等部分人枪仍留在井岗山以观动静，粮晌和给养均由县府供给。1925年9月，袁文才率领一支三十多人枪的队伍移住茅坪攀龙书院，就任宁冈县保卫团长。他的部下，也先后被县府委任为保卫团副团长、队长、副队长、教育官、稽查员等官职。但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袁文才及其心腹的手中。豪绅地主和官府对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25年年底，袁文才率部进驻砻市。第二年又移驻县府所在地?新城。这时，保卫团在袁文才的领导下成为控制全县政局的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县长沈清源认为袁部已经接受改编，匪患已告平复，便先后将在县内驻扎的“剿匪”军阀部队撤走。

　　1926年5月，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独立团，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北伐军进军湖南、江西，使江西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形势。这时，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宁冈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并相机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

　　自袁文才下山以后，龙超清经常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在龙超清的教育帮助下，袁文才的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决定率部起义，投身革命。

　　同年9月，宁冈县境反动武装力量空虚，龙超清与袁文才经过周密策划与安排，在深秋的一个夜晚，袁文才突然率部包围了县政府，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宁冈山城，不到一个时辰，缴了县清乡局的全部枪支，当场擒获了作恶多端的劣绅谢述庭，并将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袁文才率部起义获得胜利，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

　　袁文才率部起义夺取宁冈政权后，成立了以龙超清为主席的宁冈县行政委员会，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行政委员常务军事委员，主管全县的军事工作。保卫团也随即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宁冈量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与此同时，还在县城办起了县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

　　袁文才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经过武装起义的考验，以及起义胜利后三个多月思想觉悟的明显提高，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于1926年11月，经龙超清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通过农训班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一小撮反动劣绅和国民党右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谋刺袁文才，搞垮农民自卫军。袁文才机警又及时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1926年12月，江西省政府派林笑佛带领一连人到宁冈充任县长。林笑佛到任后气焰嚣张，袁文才利用他克扣士兵薪饷等恶行，鼓动士兵将他打死。随后，江西省政府又先后委派张廷芳、易乱无来宁冈充当县长，但他们慑于前车之鉴，将宁冈视为畏途，一直迟迟不敢到任。趁此机会，1927年春，袁文才派出农民自卫军战士秘密潜入吉安，将宁冈的大劣绅龙清标抓回宁冈。袁文才发动县工会、农会和广大群众，在新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揭露了龙清标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搞垮农民自卫军的种种罪行，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将龙清标打死。通过这次群众斗争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宁冈全县群众性的革命争。以龙超清、袁文才为首的宁冈左派势力的壮大和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军阀、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反动气焰，使宁冈的政治局面在左派的直接控制下达一年之久。

　　在历史夹缝中求生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举起反共旗帜，叛变革命。蒋，汪对共产党人、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的镇压。轰轰烈烈的人民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湘赣边界各县和全国一样，被笼罩在一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同军阀和豪绅地主的长期斗争中，袁文才逐步认识到：枪杆子不仅可以寻吃、报仇和防身，而且还可以推翻反动统治，解救民众的疾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缴枪声中，袁文才不为所动。在反动当局强令缴枪时，他抗拒不缴，硬是保住了他拥有的几十条枪。 几年前，袁文才和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首领王佐为拜把兄弟，他们志同道合，誓为生死之交。袁、文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互为呼应，共同抗拒军阀和毫绅地主的压迫，并一起“吊羊”谋生，王佐的部队改编为遂川县新遂边陲农民自卫军以后，他们更是唇齿相依，配合行动。

　　1927年7月，为了营救被关押在永新城的革命者和群众，在中共吉安地委的组织指挥下，安福，宁冈、遂川等县农民自卫军联合会攻永新城。袁文才接到中共吉安地委的指示后，迅速通知了井冈山上的王佐。并于七月中旬在茅坪集结部队，加强战前训练。7月26日晚，袁文才率部星夜越过七溪岭，赶到永新县城南门外。为尽快解救狱中受难群众和战友，袁文才与王佐商议，将部队部署在东、南门外隔河相望的东华岭上。次日凌晨，袁文才命令部队向县城发起攻击。攻城战斗打响后，袁文才鉴于禾河水深流急以及敌人火力凶猛的困难情况，立即从部队中挑选出几十名身强体壮、机动灵活的自卫军战士，组成泅渡登城的突击队，实行强攻突破。由于袁文才与王佐配合默契，指挥得当，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破了敌人的城墙防线。攻进县城后，袁文才指挥部队迅速追歼守敌，占领了县政府。接着他又打开监狱，救出了中共永新县委王怀、刘珍、贺敏学等共产党员以及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随即，由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莲花农民自卫军在永新城外击溃敌人之后，开进县城与袁文才会合。第二天，袁文才带领部队配合其他几县的农民自卫军击溃了敌人一个正规营的反扑，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宁冈等县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县城胜利后，马上在县城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由贺敏学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袁文才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农军会攻永新的胜利，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慌了手脚，急忙从吉安调一个正规团的兵力，由团长祝容枝率领攻击永新县城，妄图一举扑灭赣西革命烈火。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袁文才与王新亚、王佐等商量，为了保存农民自卫军的实力，决定分路撤退。袁文才、王佐带农民自卫军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敏学、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井冈山一带。多次遭到农民自卫军痛击的国民党军队，把袁、王部视为他们的严重后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当袁文才率部撤出永新城后，国民党军穷追不舍，除一个正规团的兵力之外，又搜罗了两千多乡勇和亡命之徒进山“追剿”，以“砍山剿匪”的策略，企图迫使袁文才出来决战。袁文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化整为零，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明忽暗，忽远忽近，出没无常，与敌人在深山高岭打圈子，有利就打一阵子，不利就躲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周旋，“追剿”的敌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最后将桃寮、茅坪等地农民的财产抢劫一空，退下山去。就这样，袁文才率领农民自卫军把数千敌军的“追剿”又粉碎了。

　　不久，朱培德为应付军阀间的混战，从宁冈撤出“追剿”的部队，反动县长张开阳也到吉安参加“铲共”训练去了，只留下一个名叫李朝阳的连长代理县长。李朝阳为了稳定宁冈的政局，改军事“进剿”为安抚，便派说客上山，更同袁文才讲和。李朝阳提出的条件是，只要袁文才缴出几支无用的烂枪，他便向上司虚报战绩，以后就不再对袁文才以“匪”相待了。袁文才权衡了利弊和当时的形势，为了利用合法手段来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便答应了李朝阳的要求，缴了几支烂枪给他。李朝阳则以“宁冈县保卫团团总”的头衔委以袁文才。从而使宁冈反动当局的军事“进剿”告一段落。宁冈的豪绅地主唯恐自己的生命财产难以保住，便联络湖南部县、茶陵的豪绅富户，成立了三县“和平委员会”，推举拥有武装的袁文才担任“和平委员会”的军事委员。豪绅们想利用袁文才的枪杆子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而袁文才也想利用“和平委员会”、“保卫团”的合法身份，通过三县的豪绅地主同江西、湖南反动政府的关系，暂时保存自己手中的这支拥有六十多条枪的武装力量，同时也便于保护从监狱中救出来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的骨干。于是，袁文才接受了“和平委员会”的推举，当上了三县军事委员。袁文才这一行动，保住了他所率领的这支农民革命武装，并为后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了重要条件。

　　打开山寨门　喜迎革命军

　　1927年8月，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回到湖南，为实现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领导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当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毅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合了受挫的部队，决定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从而开始了向农村的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当时，袁文才正率部队在砻市一带活动，得知三湾突然来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他的心情惶惑不安。为了安全，他立即把部队撤回到茅坪一带的山里埋伏起来，并迅速派人去三湾探听虚实。当他知道这支部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随即又接到毛泽东从三湾给他写来的亲笔信时，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派他的文书、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的陈慕平作自己的代表，随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去三湾见毛泽东。毛泽东向龙超清、陈慕平等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希望袁文才合作，一起参加革命斗争。龙、陈等人也向毛泽东介绍了宁冈党的状况及袁文才这支武装的情况。

　　袁文才听取了从三湾回来的陈慕平的报告，了解到毛泽东及其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的详细情况之后，表示愿意合作，心里也报高兴，但他仍下放心，早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夕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就从安福县农民自卫军领导人王新亚那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革命武装有所了解。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莲花县时，受中共江西省委委派给毛泽东送信的宋任穷，又向毛泽东转告了江西省委关于袁、王部队情况的介绍。毛泽东进一步得知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已经是在党组织掌握之下的革命武装。但是，当时有些同志只看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的缺点及其受绿林武装的影响，而没有注重他们革命性的一面、把他们看作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的障碍，因而主张以武力把他们吃掉。

　　为了统一认识，以便对袁，王两支农民革命武装采取团结与合作的方针，当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时，毛泽东以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政策问题。会上，毛泽东全面分析了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革命性及对他们采取团结与合作方针的重要意义，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实行团结与改造的政策。会后，毛泽东只带几名随从人员，徒手进山，在东源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向他详细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时局所采取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还向袁文才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及目前的紧迫任务，并给他指出了与工农革命军合作的光明前途。为帮助袁文才扩大武装，毛泽东赠送一百支枪结袁文才，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真诚的态度，使袁文才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原来对工农革命军的疑虑消除了。他信赖毛泽东，佩服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他随即撤除了在会见地四周的武装警戒，按当地习惯杀猪为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洗尘接风，并慷慨地回赠一千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以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他还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一个医院和在象山庵建立一个后方留守处。此后不久，当毛泽东到达茅坪时，龙超清、袁文才召集群众大会，欢迎毛泽东，由于长途行军，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磨起了血泡，行动极不方便。袁文才亲自派人用睡椅（山区人民用竹子制作的一种舒适的椅子）将毛泽东抬到山里的坝上村李晓甫家里作客。他还亲自选定警卫和勤务人员，以确保毛泽东在山里休息期间的安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宁冈继续在湘赣边界游击之后。袁文才用毛泽东赠送的枪支，立即扩大自己的武装队伍。袁文才出于自身的深切感受，主动写信给井冈山上的王佐，向他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情况，殷切希望王佐对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采取合作的态度。

　　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酃县水口村后，根据当时湘南已有敌军重兵镇守和南昌起义部队在南进途中遭到失败的实际情况，决定回师井冈山驻军。回师前，毛泽东考虑到在茅坪会见袁文才时，袁曾提出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的要求。于是，毛泽东在水口派共产党员游雪程、徐彦刚、陈泊钧、金蒙秀等四位优秀的军事干部先行返回宁冈，到袁文才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派出工农革命第一团刘团副和副官艾成斌直接上井冈山与王佐取联络。

　　游雪程等四人返回茅坪到袁部后，袁文才非常高兴，对毛泽东派来帮助他的干部特别器重，分别委以连长、副连长、军事教官等要职。袁文才将扩大的队伍编成两个连，选择步云山为训练场所，以工农革命军为榜样，开展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袁文才本人也自始至终参加训练。从此，袁文才这支农民革命武装，真正开始了走向革命的新生。

　　10月下旬，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毛泽车在做王佐工作的同时，于11月上旬又来到茅坪，与袁文才促膝长谈，启发教育袁文才。毛泽东还亲自到步去山为整训部队上课。在毛泽东的教育帮助卞，袁文才的部队发生了深刻变化。更使袁文才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革命和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进一步坚定了他为中国革命努力奋斗的决心。袁文才在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称赞毛泽东学识渊博，有军事才能。他还经常向部下宣传毛泽东是中央一级的大能人。他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行动中认真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作，把毛泽东的意见当做指路明灯了。他主动清除部队中那些豪门出身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大批地吸收有阶级觉悟的青年入伍，迅速改变了起源于绿林武装的这支队伍的复杂成份，使之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

　　随着袁文才革命觉悟的提高，他对部下遵守革命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有一天夜里，他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散失的鸭子，回到步云山私自杀掉煮吃了。袁文才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特务连的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儿个战士，还责成连长亲自带领部几个战士去向丢失鸭子的农民群众赔礼道歉，并按价给予赔偿，在群众中获得了很好的影响。

　　在步云山练兵期间，袁文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各这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批有觉悟的干部、战士入党、尔后，他又在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他还经常对干部、战士讲：“我袁文才犯了错误，也要由士委会来处理。”他的胞弟袁雪梅是第二连的连长，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士委会的批评后，不仅没改，反而私自离开队伍。袁文才知道后，不徇私情，要求土兵委员会对其胞弟从严作了处罚。由于实行了民主制度，废除了打骂制度，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原则，在这支部队中得到了认真地贯彻。

　　袁文才对坚持不下山而继续过着谋财害命的那种土匪生活的胡亚春、何正山等人，多次进行劝说，但胡、何恶习难改，不听劝告，反而时常冒充袁文才的名义去拦路枪劫，甚至企图谋刺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了维护党和工农革命军的声誉，袁文才不拘前盟，大义灭亲，于1927年底将胡亚春、何正山捉拿归案，并于次年正月将胡亚春处决。这使袁文才在宁冈一带更加深得人心。

　　1927年的隆冬即将来临，驻扎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过冬被服成了迫切的问题。为此，袁文才积极协助工农革命军原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在桃寮创办了被服厂，为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赶制过冬棉衣。

　　1927年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城时，袁文才利用他与“和平委员会”的旧关系，把他的部队驻扎在茶凌与井冈山之间的坑口，担伍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工作，同时密切注视江西方面放军的动向，有力地支援了工农革命军顺利攻克茶陵县城。

　　袁文才部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工农革命军派干部帮助训练。同时又经过几个月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考验，于1928年2月中旬，与王佐部一起，从地方武装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袁文才及其所部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列，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7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曾建议省委批准袁文才担任前委委员或特委委员，让他直接参加前委或特委的领导工作。袁文才得到了党和毛泽东的极大信任。

　　浴血罗霄山

　　1928年初，江西军阀朱培德乘工农革命手远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机，派出一个营的正规部队进驻宁冈新城，妄图会同地方反动的靖卫团“进剿”刚刚建立起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闻讯后，立即率领部队从遂川回师宁冈，布置新城战斗。袁文才受毛泽东的指派，率第二团第一营埋伏在新城西门外，当工农革命军主力攻进县城，敌军纷争向西门外突围朝永新方向逃窜时，他指挥所部迅速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经一阵激战，全歼逃敌于西门外，并活捉了反动县长张开阳，取得了新城战斗的胜利。新城大捷，显示袁文才部整训后的巨大进步和坚强的战斗力，同时也表现了袁文才本人出色的指挥才能。

　　同年3月间，袁文才率领第二团随毛泽东出击湘南，去策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兵至酃县中村时，得知湘南起义的队伍受挫，正朝井冈山地区转移。袁文才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率部直插资兴、宋阳等地，接应北撤的湘南起义部队，行至资兴的滁口，袁文才与王佐指挥部队，顽强阻击了尾追湘南起义部队的敌军，从而保证了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部分队伍及湘南起义农军，于四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组成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袁文才参加了在袭市召开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和中国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袁文才的部队被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继续担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此时，在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又被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开始直接参与红四军的领导工作。

　　1928年的5月中旬和下旬，在著名的五斗江、草市坳战斗中，袁文才率领第三十二团镇守在井冈山区的大后方，保证了红四军主力出击五斗江、草市坳，首战告捷，取得了两次占领永新城的胜利。

　　5月下旬，在湘赣边界各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在宁冈茅坪的仓边村召开了湘赣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最高权力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于袁文才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被大会推选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袁文才的工作更加深入细致，责任心更强了，他积极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把边界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根据地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立场坚定，作战英勇，他与王佐一起指挥部队，坚守在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八面山、双马石等各个哨口工事上，顽强地阻击了从永新、遂川等方向进犯井冈山的敌军。8月29日的深夜，袁文才还指挥团部特务连袭击进占大陇、柏路、茅坪的敌军，使准备进攻黄洋界哨口的敌军整夜不得安宁，终于迫使进犯井冈山的敌军退却，从而取得了 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继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之后，在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期间，袁文才又率领第三十二团，在10月、11月的坳头陇、龙源口战斗中，英勇作战，再次配合主力红军打退了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敌军，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袁文才带领的红四军三十二团，不论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还是在出击湘南的征战中，都突出地表现了这支队伍的人民性及其卓著的成功。在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袁文才经受了井冈山斗争时期艰难岁月的锻炼和考验。因此，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在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特委委员。在同年1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继续当选为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委员。同年年底，为了加强中共宁冈县委的领导，袁文才又担任了中共宁冈县委书记的职务，领导宁冈县人民为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左”倾错误政策导致袁、王被错杀

　　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 

　　这一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左”倾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1929年2月中旬，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上述文件。他深感自己处境危险，加上他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擅离部队，潜回到井冈山，躲在王佐家中。王佐没有因为与袁文才是拜把兄弟而失去原则。他如实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肯定了他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同时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宁冈县委给袁文才口头警告处分，并让他继续出来工作，并担任宁冈县委常委。此后，袁文才同王佐一起在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继续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当时在湘赣边界，土籍与客籍的积怨也影响到党内。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再加上他们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早已入党并为党做出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然当作土匪，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6军第3纵队，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罗列袁、王所谓受编不受调，袁文才开小差及勾结罗克绍破坏苏维埃等“罪名”。袁文才听后一一驳斥了彭清泉的诬陷，彭清泉和王佐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彭清泉和边界特委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于是一面大摆宴席，稳住袁、王，一面派人到距永新30里的红5军驻地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红5军立即派部队来永新“解决”袁、王。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派第4纵队直奔永新，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急忙朝东门外突围，但禾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才作出平反决定，追认袁文才、王佐为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接见了袁文才、王佐的妻子，表达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怀念之情。但此事长期鲜为人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