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二十军来到南昌。除二师的一部暂驻城外，其余的部队便四散在城内各处驻扎下来。我们二十军教导团驻在城东面的新营房内。

　　从石灰窑动身的时候，就听说这次行动的任务是东征，讨伐叛变革命的蒋介石。经过“四一二”以后一连串反革命暴乱，特别是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的叛变，同志们个个都憋着一肚子气。因此，一听说东征，大家都高兴得很，恨不得一下子投入战斗，报报这血海深仇，消消胸中的怒气。但是，部队来到南昌以后，却停下来不走了，而且生活也慢慢平静下来。教导团照例是每天“三操两讲”，进行着日常训练；只是多了一项夜间紧急集合演习。这使得人们心头不由得打上了个问号。

　　七月三十日下午，突然接到军部发来的紧急通知：下午两点钟，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

　　“大概要有什么新的行动了吧?”我暗自思忖，连忙动身到军部去。

　　军部驻在省政府附近的圣公会(现在的星火路小学)里。我赶到时，其它团的团长和师长大部都来了，贺龙军长已在那里，正摇着大蒲扇在和大家随便地闲谈着什么，不时进发出一阵大笑。我坐下不多久，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了。

　　“开会!开会!”贺军长笑着招招手，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我看了一下表，正是下午两点正。

　　“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贺军长收敛了笑容，随手把手里那只大蒲扇一扔，按着桌面站起来，“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

　　说到这里，贺军长停顿了一下，眼睛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屋里静静的，吸烟的早悄悄地把烟头掐熄了，打扇子的也停住了手，一个个都定睛望着贺军长。贺军长把声音压低了些，又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这些日子闷在心里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党在酝酿着这样一个巨大的行动啊!望着军长那英俊、刚毅的面孔，我觉得自己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不知谁低声地说了句：“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这话道出了人们的心情，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这一行动，坚决起义。

　　贺军长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现在，我们来把起义的计划研究一下。”

　　接着，贺军长便宣布了起义的计划。和我们同时参加起义的还有十一军叶挺同志的部队，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我们二十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朱培德的第三军军部和所属的一部分部队。

　　贺军长在布置任务，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掏出小本子记些什么。眼看一二师的任务都分配完了，还没有提到教导团，我不禁有点发急了。我正想说话，贺军长已点到了第三师的第六团：“驻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由六团负责解决。傅团长，你们怎么样?”

　　“好。”坐在我身旁的傅维钰团长连忙回答。看着傅团长年轻的、略带紧张的脸孔，我想：六团是新建立的，一色的新兵，从未经过战斗锻炼，而要打的七十九团又是敌人的主力团，如果搞不好，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于是，我站起来说：

　　“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教导团行吗?”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显示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团队的信赖。教导团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原二十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由我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去的学兵队队员，这都是些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除这两部分以外的学生则大部分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马日事变”后湖南湖北各地逃往汉口的党团员农运骨干，这些人政治觉悟高，进军以来情绪一直很旺盛。我的信心就是建筑在他们这种基础上的。

　　贺军长望着我，问道：“有把握吗?”

　　“有!”我肯定地回答。

　　“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下子收拾掉他们。”他看了傅团长一眼，又对我们两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

　　我俩立即坐下来，各人给本团写了一个命令：立即准备换防。命令经过军部参谋的手，分头发下去了。

　　在我俩起草命令的时候，会议还在进行。这时任务已分配完毕,开始由参谋处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行动时间：当夜一点钟；行动信号：三声枪响；认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口令：“河山统一”。最后还讲了讲夜间行动的注意事项，各部队区域的配合等。一切行动都规定得既明确又详尽。我一面记着，一面暗想：从这些具体规定就可以看出，对这次行动领导上是经过了周密的研究和准备的。

　　开完了会，我又到军需处去了一趟，领取七月份的军饷，带着满满的一黄包车钱回到了驻地。

　　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我们教导团移到了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两千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操场上，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都紧抱着枪，在纵情地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望着这些年青战士们的面孔，我对完成任务更增强了信心，心想，再等几个钟头，当三发信号枪一打响，他们就会象小老虎似的猛扑向敌人，把这一团敌兵干净地吃掉的。

　　为了保守秘密，我竭力压抑着自己那兴奋的心情，走到队前，简单地讲了讲换防后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地说：“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朵。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接着，我把各总队的营房地区分了一下；第一总队驻在营房外西北面城墙边的一个庙里，因为一总队战斗力比较强，从那个庙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军营房的正面。其他三个总队全部住进营房。这营房在七十九团营房的北边，与七十九团的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到敌军的住室。这些，都是在军部会议桌上和傅维钰同志商量好了的。

　　讲完话，各总队的大队长将部队带入营房，整理内务，我和参谋长周邦采同志①则带着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七十九团的朱团长。这个看来很平常的礼节性的访问，是教导团整个起义战斗计划的重要部分。

　　朱团长外号叫朱胡子，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四十多岁了，胖胖的，蓄着老长的一把络腮胡子。大概因为羡慕二十军的声威吧，对我们的接待还热情，一见面，就客客气气地说：“嘿，你们都这么年青，真是英雄出在少年!”

　　这话倒也不假，我们这个团的总队长们大部是黄埔一期的，有两个是党员，都不过二十多岁，年纪轻气也盛，再加一身俐索的穿戴：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比他们这些老军阀自然精神得多。不过，我还是故意恭维了他几句：“我们是晚辈，哪有朱团长经验多见识广。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来讨教讨教!”接着便问起他这个团的情形，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他带我们到他们营房里外去参观一下。

　　这个老家伙着实昏聩，经我高帽子一戴，便不知怎么是好了，满口答应：“好，好好!”就高高兴兴地给我们介绍他这个团的情况：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有什么重火器，各营连驻地是怎么配置的……介绍得又具体又详尽，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给我说了。我听着，不由得心里暗笑：等我们的枪一响，你就该对这种过分的热情后悔了。

　　接着，朱胡子又领着我们在营房内外参观了一圈，敌营的地形也弄清楚了。这是一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驻在这幢房子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营房北部，就是我团驻的那幢营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向西边的大校场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我们只要越过墙来，冲进房门，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我仔细地察看着这一切，默默记在心里。当走到围墙边的时候，看到墙有几处坍塌，我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的问：“朱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

　　朱胡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我连忙点头，装作无心地告诉三总队长冷相佑②：“看见了没有?这里放了警戒了。”

　　这样看了约摸有一个多钟头，当我们“辞谢”了朱胡子，走出敌营大门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便暗暗拟成了。

　　当晚九点多钟，我召集了大队长以上的干部，宣布了起义的命令。一听说要起义，同志们个个眉飞色舞。几个总队长也明白了刚才到敌营“拜访”的意义。冷相佑一拍大腿跳起来说：“刚才我还嫌参观的时间太长了，早告诉我们要起义，我们看得还要仔细些哩。”

　　“朱胡子向我们报告的情况已经够用了。”周邦采同志开玩笑的说。接着，我宣布了全团的行动部署：一总队提前行动，沿大校场外的一条沟偷偷运动到敌营西边正门前隐蔽，负责攻击营门；三总队担任迂回，沿墙外的护沟进至敌人的东南方，在白天看到的几处缺口附近隐蔽，听信号后，干掉敌人的警戒，冲进敌营。二总队抽调一部分人作预备队，其余每人拿一条长凳子，隐蔽在敌我之间的那条矮墙下面，待正面与侧后行动起来以后，将凳子一放，越过墙去从北边进攻敌营房。四总队全是徒手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先在墙内呐喊助威，待主力部队攻入敌营后，跟上去收缴敌人武器。

　　部署完毕，又向他们交待了起义时间、标志和一些注意事项，最后嘱咐他们：行动计划先不要向下传达，只告诉学生们睡醒点就行了。

　　各总队长分头布置去了，我和周邦采同志又回想了一下整个战斗计划的一切细节。一切都很周到，实在没有什么了，但却谁也不敢入睡。我不时地就要看一看表，也怪，表针好象走得特别慢，简直使人怀疑它是不是停了。
　　 十二点过去了，八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各总队开始行动起来，营房里穿衣服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一总队也派人来报告，他们已经开始向敌营大门运动了。

　　正在这时，副官告诉我：七十九团派人来了。来人是一个年轻的副官，一见我就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团长要我来问问，你们这里在干什么?要我禀告侯团长，都是自己人，千万不要误会!……”

　　“哪里，哪里，”我连忙安慰他说，“我们是夜间演习，请不要误会!”说着，我向副官使个眼色，要他把这位“来使”拖住，便走了出来。

　　一天的暑气早已消尽，夜，清亮亮的，满天星斗，使人神清气爽。我深深吸了几口气，凝神望望夜空，不由得又想到这些日子那风云变幻的情势：早在一个多月以前，武汉的汪精卫就在和蒋介石眉来眼去了，白色恐怖开始袭击着这个革命的首都。也是这么一个星光满天的夜里，我被迫离开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的职务，转移到二十军去。那时，我们几乎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肉，而现在，我们又从血泊里站起来，又把刀扬在反革命的头上了。

　　我正在想着，忽然三总队来人报告：敌人营房里开始有动静。我连忙跑到墙根，听了听，果然，敌人好象在起床了。看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同时，听到市内传来激烈的枪声，事不宜迟，我即向各总队下达了命令：开始攻击!

　　“嘭——哒哒哒!”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一梭子机枪，在敌营门前响起来——一总队打响了；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三总队也冲进了敌人的院子；二总队的同志们也已跳上板凳，翻过矮墙象潮水似的涌进敌人院子里。一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在敌人营房里响成一团，敌人非死即降，纷纷缴械蹦。战斗结束时，我叫传令兵拉出了敌人的两匹战马。这两匹马是我在跟着朱胡子“参观”时就看中了的。

　　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起床的一部分敌兵很快被解决了，其余的大部在被窝里被抓了起来。俘虏一批批的被赶到操场上，枪枝在操场中央堆得象座小山。四总队徒手的同志们围着枪堆，兴高采烈地挑选枪枝武器。这情景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从黄石港乘船到达九江的那天，当船要靠岸的时候，拖驳一调头，一只木船被甩翻了，半边露在水面上顺流而下，那上面载着一个中队的全副枪枝。当我得知后，立即和军部副官长乘小火轮赶了一程，也没追上。回来后我们赶快找到贺龙军长请求处分。谁知贺军长不但没给处分，反而乐观地对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搞枪好办嘛!我们可以缴获敌人更多的枪来武装自己的。”果然如此，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枪枝已经堆积如山了。反革命的武装是随时都可以装备革命战士的。

　　就在我们收缴敌人枪枝的时候，在敌人堆里不时有人低声地叫着：“同志，同志!”要求我们的战士把负责人找来谈谈。我仓卒地见了几个，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我是党员，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吧。”有的还谈出了在我军中的一些可靠的关系。仔细查对是来不及的，当即把他们集中起来，和我们教导团的一部分军官和学生，，合编了一个补充营。

　　战斗结束得很快，一个多钟头以后，整个大校场营房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立即派人向军部送出了报告：任务完成，敌七十九团全部消灭。

　　注释① 周邦采，中共党员，河南唐河县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师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在河南组织农民暴时，在战斗中牺牲。

　　② 冷相佑，中共党员，山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八一”起义后在广东潮州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