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已渐露端倪。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正好是星期一，我们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学生去参加一个盛大的纪念周大会。汪精卫就在这个纪念孙中山的周会上，公开发出反共叫嚣。接着他又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布所谓“第三’国际的阴谋”，号召人民和他一齐反共反蒋。其实，他早已和蒋介石勾结反共，他之所以要在反共的同时举反蒋之旗，无非是借此掩人耳目，笼络人心。

　　随后，两湖的反动派也和南京的蒋介石一鼻孔出气，大肆烧杀革命的工农群众，缴工会、农会的枪枝，到处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唐生智更以打野外为名，把党团员包围在武昌城外的虹山，企图将我们全部消灭，幸由叶剑英同志设法解围。后来，我们就被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军官教导团。

　　反动派虽然在反苏反共上一致，但其内部始终是有利害冲突的。汪精卫的实力主要是靠张发奎，在当时的几支部队中，以张发奎的力量最强。但他没有地盘，自己所驻的两湖地带不能长久立足。送时大革命已失败，全国局面混乱。汪精卫、张发奎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力量，七月底就在武昌南湖誓师，声称东征讨蒋，命令叶挺，贺龙同志的部队做先锋，开往九江待命。当时大家都知道，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叶挺同志的铁军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很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汪精卫、张发奎想运用共产党的力量，向蒋介石讨价还价。

　　这次誓师，张发奎还慷慨激昂，煞有介事地发表了演说。我们教导团的同学也武装齐全，向九江进发。

　　八月五日晚上，我们到了九江。我和老乡谢拙民、公今寿正在谈论反动派到处镇压革命群众的事，忽见另一老乡杨的很激动地跑来说：“有不少同学到南昌去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原因，外面已吹起集合号。三千多学生，全副武装站好队后，上面叫“向右转，跑步走”。我们对不叫拿枪感到奇怪，已进入一个大广场。广场上几盏汽油灯照得雪亮，场的一头放着一张大方桌，上面站的是张发奎。队伍站好后，张发奎讲活了。他说：“同学们，我把你们的枪收下了。”说完向大家看看，我们心里更奇怪。过了好一会，张发奎才又讲出一句话来：“贺龙、叶挺在南昌叛变了。”“叛变?”我脱口而出。身旁的谢拙民用肩膀碰碰我，轻声然而兴奋地说：“咱们的人起义了。”“起义！”我的心立刻高兴得砰砰跳动。这时张发奎突然痛哭流涕地嚷道：“我的第二方面军被贺龙、叶挺带走了十之七八呵。”当时，除了贺龙、叶挺的部队起义之外，被他们带走的还有第十师的一半，十二师、二十五师、二十六师的一部分人。这使张发奎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难怪他当众号啕痛哭啦！

　　张发奎接着假慈悲地说：“你们当中有不少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我不难为你们，现在贺龙、叶挺已到会昌，和蒋介石派去的钱大钧的十八个团正在战斗。你们谁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自己去找好了，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没有路费，到我这儿来领。”讲完后他去了，我们也被带到了宿营地点。

　　我们被关在营房里不准出去，大家思想上很混乱，心里急得要命。杨的问道：“咱能去领路费吗?”公今寿嘿嘿一笑说。“张发奎当真不吃肉啊，咱们用不着找他这个假菩萨，晚上溜出去，还真能饿死！”“晚上溜出去?”谢拙民对公今寿看一眼，“你还没有被恽代英同志批评够！又要自由行动啦?”我和谢拙民、公今寿有一段自由行动的历史，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我们未经组织同意，就从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跑到长沙参加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后来在长沙经历了“马日事变”，又跑回武汉找恽代英同志，进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受到恽代英同志的严厉批评。公今寿见谢拙民提到这段旧事，不响了。谢拙民分析说，“现在朱培德到处抓人，我们跑不出去。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切行动要听组织的指示。”大家就没有再讲什么。

　　第三天，已经走了一批人，也有些走了以后，又跑回来，因为朱培德、张发奎都在抓人杀人。根据支部传达的指示，我们全部跟张发奎去广州。至于为什么要跟张发奎去广州，大家仍然心中无数，也有不少同志不满意。

　　再过一天，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但反动派对工农群众镇压的很厉害，我们看到街上冷冷清清的，布告很多，有贺龙、叶挺的，也有宋庆龄、邓演达的，更多的是张发奎宣布贺龙、叶挺“叛变”和朱培德镇压共产党的布告。街上标语也很多，大都是工会、农会贴的，内容是骂蒋介石、朱培德等新军阀投降英美帝国主义，出卖革命。

　　我们向前走了一段，看到有一群群的工人农民，手里拿着镰刀、斧头、铁棒和削尖的毛竹，在包围朱培德的司令部。朱培德下命令抓人，抓到了就枪毙，一批又一批，不知他杀了多少。我们对朱培德的暴行痛心疾首，恨不得与工人农民一起投入战斗，将万恶的国民党新军阀抓出来碎尸万段。

　　回到驻地，听到一个消息：朱培德要清党：说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共产党员很多，而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是由这个学校改编的，所以他要消灭这批人。大家心里很紧张，又没有武器和他拚。

　　次日，我们又出发了。前面打着的却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旗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这样的：朱培德亲蒋介石。他有三个军驻在江西。张发奎誓师东征讨蒋时，他的态度很暧昧。“八一起义”后，他的部队首先遭到起义部队的痛击，损失不少。受到这一沉重打击后，他就更疯狂地残杀革命群众，当然不肯放过我们这批学生。但这时，张发奎还有些力量，特别是他的第四军，也是一支能打的部队，，我们这些学生的战斗力也不差，张发奎估计教导团的共产党员已跑得差不多，留下的是忠于自己的力量，如果让朱培德消灭了，是他张发奎的损失，但又觉得犯不着为这点学生与朱培德冲突。正在犹豫不决时，他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向他建议：将我们这批学生保存下来，与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合并，这样可以瞒过朱培德的耳目，如果朱培德追问，就说已经解散；即使朱培德晓得，也不敢找第四军的麻烦。所以我们打起了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旗帜。叶剑英同志就兼任我们的团长。

　　出了九江，我们走往沙河车站。走在前面的是我们这些徒手的假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走在后面的，是荷枪实弹的真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学生。当我们从庐山下面经过时，公路两旁站满岗哨，他们个个将上好刺刀的枪平端在手，而且两旁岗哨相距很近，我们走过时，刺刀尖常刮着外衣。

　　从沙河上火车到南昌已是八日下午。下火车后只走了一条街，我们看到房屋被炮火摧毁得很严重，看样子是打过硬仗的。街上没有行人，敌人在起义部队撤走之后，对南昌的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有些尸体还没人收殓。我们很想到街上去看看，但进入宿营地后就不准出去。

　　炊事员跑了好几条大街，没有买着晚饭菜。杨的乘这机会想溜出去，就对连长说；“我保险能买着。”连长同意他带着一名炊事员出去了。

　　到六点钟光景，杨的果然和炊事员挑回了两担蔬菜。我们很奇怪，问他怎会买到的?他轻声说：“等吃完晚饭详细讲。”看他那讲话的样子，知道里面有些曲折。

　　吃过晚饭，我们围着杨的，听他详细叙述买菜的经过。

　　“我知道城里是再也买不到菜了，就领着炊事员往乡里走。乡下的房子也被反动派烧了不少，一片凄凉景象。我们到了一处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走了好几家人家，大多是老弱妇幼，个个怒目相视，明明园子里有菜也不卖，说情愿留着喂猪。我们又跑了几家，情形也一样。最后跑到一家小草房里，我们刚向里面的一位老大娘说明来意，外面草堆里突然跳出一条三十来岁的大汉，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铡刀，对着我就往下砍。我赶快往旁一闪，叫道：‘你怎么可以杀人！’他往门前一站，挡住我们的去路，嘿嘿笑道：‘只准你们放火杀人，就不准我们杀人?’说罢又举刀劈过来。我连忙说：‘你把话讲清楚再杀。’他又哈哈一阵大笑，然后严厉地说：‘免得你们这些笨蛋去做不白之鬼，老子就费些口舌。你们抬头看！’他用手向外一指，‘给你们烧的房子还少吗?给你们杀死的人还少吗?今天告诉你，老子就是共产党，你们休想回去报告了！’他将胸脯一拍，接着说：‘共产党是杀不光的，只要有工人、农民，工会、农会就会永远存在！懂吗?把头伸过来！’我恍然大悟，他把我们当做反动派了。在这紧急关头，为了消除误会，我不得不向他解释，说明自己也是共产党。这炊事员是党的积极拥护者，他也极力为我证明。可是大汉不信。他说：‘部队里所有的共产党都跟贺龙、叶挺走了。’我只好将我们被改编的经过，对他讲了一遍。他迟疑地说：‘你们真是共产党?’我又把我们被张发奎缴枪，朱培德要消灭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一带的群众都知道中央政治军事学校里有很多党团员，他见我讲得真切，终于相信了。他将铡刀往地一扔，一把抱住我，流着泪叫声‘同志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老母亲，从房里给我们端来两碗水。他叫老母亲赶快给我们去割菜，我向炊事员使个眼色，炊事员也跟着去了。

　　“我们互相问了名字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本来全庄有八个党员，起义时全部参加了，有三个是当天夜里牺牲的，留下的五个人都要跟起义的部队走，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要留个人领导农会，就将他留下来了。起义之前，他们庄上就受到反动派的烧杀，他回庄不久，反动派又来了部队进行大烧大杀。年轻力壮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不了几个。他这个农会主席，只好领着一些妇女和老年人坚持斗争。虽然力量不大，但已拧成一条仇恨的绳子，大家的革命意志都很坚决。前天，他们庄上逃出去的地主回来了，带了几个武装来捉他，没捉到，结果将他父亲捉去害了。他流着泪说：‘同志，要是贺、叶的部队不走，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我也不知怎样回答，只好鼓励和安慰他一番。

　　“这时，炊事员进来说：‘莱装好了’。我问：‘怎么这样快?’炊事员说：‘大娘到几户人家串了串门，一会儿就有不少人挑着菜送来，咱四只箩筐装也装不下。’我走出门一看，果然，四只箩筐装得满满的，地上还堆了一大堆。

　　“我看时间不早，就向大汉道别。我从身上摸出两块大洋要付菜钱，大汉发急地说：‘你这算什么同志啊！这不是欺人吗?’我也不好意思再讲什么，又将两块大洋放进口袋，用力和他握一握手，说：‘我们一定胜利！’他眼里闪着泪花也咬着牙说：‘一定胜利！’……”

　　我们听了杨的叙述，心里都很激动，对反动派更加憎恨。公今寿按不住心头的怒火，握紧拳头说：“总有一天，叫反动派尝尝咱山东老戆的厉害！”谢拙民也说：“咱有这样好的群众，不怕革命不胜利。”

　　我们在南昌住了两天，就出发向广州挺进，四个多月后，我们心中的怒火，和广州人民的革命激情交织在一起，燃红了中国南部的天空，这就是威震中外的“广州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