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视专稿：合肥两中学生救助98岁老太反成被告，被索赔11万。日前，合肥市年近百岁的刘老太太，从法官手里接过4万多元的赔偿金。备受读者关注的“98岁老太与中学生打官司”一案，历经一年多的审判，终于尘埃落定。（9月19日《新安晚报》）

　　又是一个翻版的“南京彭宇案”。从网络上大量的留言看，这必将继续成为一起“影响性诉讼”：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和道德观念的典型诉讼。合肥两中学生救助了98岁老太，无非两种可能：一是纯粹学雷锋；二是伤害后的积极救助。其实，案件本身的是非曲折不是民众所能厘清的，可是，为什么这些案件的判决一旦尘埃落定，总让我们多了一层失望和悲伤、甚至这种失望与悲伤马上华丽转身成一种抑善的价值理念呢？

　　安提戈捏有句名言：“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无论是自由心证的说法还是间接证据的推断， “救人被告案”中的被告，似乎无一例外地被作为第一嫌疑人而遭遇先入之见。难怪有人据此解构说：我有证据证明彭宇没有撞人！——肯定是那些准备为彭宇捐钱的人撞的，否则为什么捐钱？与情理相悖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司法陷入了空前的两难：秉承司法的理性逻辑还是弥合可能的善行的道德风险？而法院的这两份判断都未能体现自己的民意担当——而这，恰恰才是“救人被告案”一经判定立成舆论焦点的根源。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判决本身的技术含量和正义旨归，而是需要收敛判决中冰冷的工具理性主张、还原对起码的“天理人情”的适度悲悯：在不改变判决实体的前提下，肯定救助行为的道德高蹈意义。遗憾的是，这两份判决都一应吝啬地对客观救助行为未予褒赏，而全部火力在论证其可能的恶意或伤害上。在“救”与“不救”都可能成为被告选择的事实语境下，对被告的道德选择成本视而不见，客观上暗示给民众另一种可能：摔倒的不能碰，万一被讹诈，法院的逻辑推理是不会考虑善行的可能的；即便是自己碰倒的也大可溜之大吉，因为法律对“积极救助”不会有丝毫感动，对伤害行为的积极补救竟然不能成为“酌情”的客观理由。

　　“救人被告案”的真正焦点在哪里？其实并不在于判决本身的轻重缓急，而在于其没有在能力范围内有理有据地放大对“道德行为”的鼓励与支持。都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不能因己之低而度人之恶，换言之：你可以判决老太太胜诉，但不能不对两个中学生的救助行为“给个说法”——终有一天，我们都有可能摔倒在某条路上，比胜诉结果更值得我们担心的是：“两个中学生”或者“彭宇”他们还会伸出援手吗？(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