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视专稿：郑州起草摊点管理导则，摊贩有望合法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沿街叫卖，执法人员突然袭击，追追堵堵”这种现象有望在郑州街头得到缓解。最近，郑州市行政执法局起草的《占用公共区域设摊经营分类管理导则》已经上报郑州市政府。如果通过，部分“路边摊”就可以合法占道经营。（8月27日《郑州晚报》）

　　无论去郑州，或者上海或者广州，没有人觉得一个路边摊就坏了城市的一锅粥，到是宰客的景点、傲慢的服务、公车上的小偷比较容易坏了游客的胃口。解禁路边摊，终于在不断升级的“猫鼠游戏”后成了城市善治的一种潮流：从上海到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一份份路边摊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引发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口谋生方式及管理方式的大变革。2002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国内首次提出城市价值链理论：城市有没有价值，不仅要看这个城市能否创造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要看这个城市能否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为它的居住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开放或者多元的心态治理城市，理应遵循普惠的原则，这是基于公平正义的基本考量，当我们殚精竭虑给中间阶层、精英人士更多生存博弈的可能时，也不能不照顾到底层群体的微弱自救。为穷人开放更多“合法”的谋生道路，迟早是城市要走的路。

　　在解禁路边摊的洪流里，我们要防止陷入权利架空后的空欢喜：一是解禁路边摊未必代表善待小商贩。如果把解禁看做一种形式自由，那么，实体自由是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环境做后续保障的，譬如《劳动法》里的高温费和加班费，纸上权利如何真正兑现，是值得反思的命题，如果城市不能把小商贩当作贡献GDP、共建和谐的市民看待，解禁又如何兑现成城市给他们的另一种脸色呢？二是解禁路边摊成了“禁止”的另一种委婉表达。路边摊也是一个小市场，供求法则是其赢利与否的关键，一个城市在解禁路边摊的时候，把他们限定在商业区之外、或者边缘，这和禁止路边摊的政策有何差异呢？权利，在于一种可选择的对等性，没有选择的权利本质还是一种剥夺，就譬如告诉三岁的小孩子说，你有到三米高的大树上摘苹果的权利与自由。三是解禁路边摊可能附加了更多的准入门槛。以管理的名义，收上各色的费用，加上各种淋漓的检查，解禁可能还不如不解禁。

　　韩国第一份中文报纸《华光报》的老板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他的第一笔投资上亿韩元，就是他的母亲摆街边食品摊赚来的；在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国外是没有“城管”这个概念的，他们多采取的是柔性的社区管理：一是对小商贩多讲服务、少谈管制；二是不给谁任意剥夺的特权。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6年9月曾表示，小商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放了越来越多的合法的谋生道路，这自然是件好事，但，这些通道要真正兑现成穷人的利好还需要我们清除路障、谨慎护航。(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