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两人同时现身于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时，韩寒称“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陈丹青随即表示赞同：“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价值判断首先需要一个标尺。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将大相径庭，比如将韩寒的文笔与普通小学生比一比，韩寒自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要和普鲁斯特比一比，可能也只能说是各有千秋，或者各有瑕疵。要说普鲁斯特的文笔太差，太长韩寒的威风；但要说韩寒的文笔太差，至少比矫揉造作的普鲁斯特(艾柯语)要顺畅一些，自然一些，不至于读得断气。当然，如果不是仅仅以文笔定胜负，还要比一比《二十四诗品》中提出的“雄浑、冲淡、高古、典雅”之类的器械功夫，那估计韩寒又要稍逊一筹了。

　　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价值判断这种老掉牙的学术评价体系，在一些老学究眼中一直是瑰宝。万里之遥的美国有一位老教授夏志清先生就喜欢作价值判断，在其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批评巴金的《家·春·秋》，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姜贵、张天翼等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可惜，夏老先生对于左翼的几位却一概付之阙如，这算不算一种有意的遗忘？

　　虽然夏教授的评判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评判标准的方法可能更接近于文学本身，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价值判断并非完全中立。早有论者指出，夏志清过于沉浸在他的英国文学立场上，所以往往以英国文学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立论亦不能脱离自身之局限而做到公允。

　　钱谷融先生曾表示，他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是“鲁迅、曹禺等少数几个作家的作品站得住脚”。钱先生德高望重，多少批评家都是他学生，没有多少网民像反陈丹青和韩寒一样来反钱先生，于是媒体又少了一个炒作的话题。只是钱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这番言论就造成一个悖论：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立在一些“站不住脚”的文学作品之上，也就是说，它们随时可能会被颠覆。

　　中国现代小说家究竟站不站得住脚，钱先生一家之言也不能就此下了判决书。但是，看一看遍布全国的书店，除了张爱玲一枝独秀之外，大概也就是张恨水依靠一部赵宝刚的偶像剧还有点人气，张先生若泉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其余诸位，钱钟书的《管锥编》没有熊十力的读书功夫估计难以啃得动，林语堂、梁实秋、萧红、林徽因、废名、无名氏……各领风骚四五年，风骚过后，依旧是冷漠和误读。看客对他们的冷漠，终究还是因为敌不过“色·戒”的威力。

　　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还是缺少了一些“性感的魅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修正的理解，对茅盾巴金的盲目崇拜十分可疑。但要以文笔一项指标就将老舍、茅盾、巴金打翻在地，就跟当年一个“臭老九”就定了知识分子的罪一样，这种简单粗暴的倾向对于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建设毫无意义可言。每一个文本都有上下文语境，每一个文本都是带有记忆的文本。《班主任》写得再肤浅，文笔也说不上高妙，但也曾经让王蒙感动到心跳加速眼眶湿润(见《大块文章》)。而胡适呢？他虽然是红学的奠基人，可是他说：“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但这似乎并无损于《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有没有完全没有价值的文本？或者说存不存在一种高高在上、只可近观不可亵玩的所谓大师文本？我觉得两者都很可疑。

　　文本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搭配，从中亦可见中国人的历史观、风俗、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站在某种个人的立场上任意地贬低或抬高某个作家，虽然简单却很无趣。以文笔论作家高下并未触及文学的根本，迎合的只是大众对于关公战秦琼的想像，结论常常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作家？废话，俄罗斯还没有寒山和尚和丰子恺呢，也没瞅见哪个俄罗斯人在那瞎着急。(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