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小说《1984》描述未来人们在独裁下失去自由，担心人类会毁于自己憎恶的东西；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则截然相反，描述人们在享乐中失去自由，担心人类会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当今时代发达的娱乐产业、疯狂的大众文化，似乎一再显示出，可能成为现实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我们也许会因耽于享乐，忽略价值理想，成为跟着流行跑的机器，在纸醉金迷中和平灭亡。

　　这就是波兹曼的名作《娱乐至死》企图提醒的，同样也是当代中国从超女的走红开始，舆论对大众文化全方位的焦虑之所指：批评粉丝选秀、排斥网络作品、反感通俗学术、警惕电视节目……与娱乐有关的一切，都被打上低俗、肤浅的烙印。引用《娱乐至死》的观点，更是舆论的惯常逻辑，以至于此书从2004年出版至今，比之畅销小说，成名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成为娱乐批判人士的“圣经”。

　　难道我们真如书里所述，到了“娱乐至死”的时代？

　　所有的担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开始从印刷文明，向新媒体过渡。印刷文明引以为傲的优点：逻辑复杂的思维、 高度理性的秩序、冷静客观的描述、等待受众的耐心等等，都被新媒体一一消解，代之以直白无聊的信息、情感泛滥的狂欢、即时分散的互动……仿佛自启蒙以来，人类竖起的心灵高度，都被压扁了。为了传播效应，标题耸人听闻，内容简短散乱。无论在电视、网络，还是公共场所，信息的价值越来越侧重是否吸引眼球，而不是对实践有多大帮助。“世界是平的”，娱乐化信息漫天飞舞，人也变矮了，不必对这些信息作出任何回答、任何行动，乖乖看着就好。技术缩短了时空距离，加快了生活节奏，“周围事物是不可掌控的”已成为人们的认知习惯。一次次突发事件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最后可以握在手里的，似乎只剩下动动嘴皮子，掏掏皮夹子，用手脚投票，也就是“消遣”信息而已。原本现场长时间的激辩，沦为荧屏里剪辑后的表演秀；原本深思熟虑的文本，沦为口无遮拦的炒作；原本凝神欣赏的艺术，沦为无处不在的电子噪音；原本单纯简朴的生活，被广告诱发出种种奢侈物欲。

　　上述情景，确实很容易令人感到，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已何等苍白、垃圾丛生。可如果换一个对比角度，感受会不会焕然一新呢？与波兹曼不同，还有另一种视角是这样解读娱乐文化的：由于社会日益复杂而系统，资源分配高度遵循效率原则，人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每天重复机械劳作，被各种庞大的组织、严谨的制度捆绑在固定岗位上，压得喘不过气，快异化成机器了。于是，大众文化刻意拒绝深度，就是企图摆脱社会对个体的压力，减少权威规定的种种意义，通过解放身体知觉，达到狂欢和逃避的目的。换言之，追逐娱乐，是当代人对高度理性的制度文明采取的抵抗方式，为此而开辟出一块轻松喘息的空间。它得以立足的意义就在于，这片空间也许是权力的影响最弱的领域。大众从直白、颠覆的文化作品中，拒绝被社会秩序束缚，从而获得片刻的清爽愉悦。

　　也许做出这一切时人们只是单纯觉得，轻松一乐，有莫大的吸引力，很好地调剂了生活，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背后的逻辑，但是许多思想者们却循着种种迹象，开始了自己对新时代的阐释：福柯揭露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鲍德里亚探索符号与消费社会的形成、利奥塔醉心于图像和语言游戏、芝加哥学派对市民心理的研究、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等等。一直以来舆论对“读图时代”焦虑万分，总认为新媒体让年轻人的兴趣从抽象文字回到直观图像，是一种思维的退步。但是也有声音如此疾呼：长期以来我们的概念脱离知觉，只在抽象世界中运动，我们的眼睛正退化为度量工具，可以用形象来表达的观念大大减少，而电视再一次把眼睛的功能还给了人类。利奥塔甚至认为，感性的知觉、形象的图画，比加工后的文字理性更通达现实。

　　这些对新时代作出的新阐释，也许未必正确，但至少它们提供了理解新事物的另一种可能，对传统理念的种种盲点，进行了反思和提醒。如果我们相信，人的内心总是追求更美好的进步，那么时下的娱乐狂欢，或许只是简单的表象。工业文明发展到弊端井喷的极限后，苦闷大众不得不有所反抗。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甘堕落，说不定恰恰相反，是对新时代的一种呼唤信号。

　　由此可见，我们远没有到娱乐至死的程度。解决过度娱乐的妙方，绝不是拼命打压娱乐，继续加厚束缚，把人们推回到本想逃出的冰冷工业机体。娱乐究竟会使人屹立还是沦落，或许在于，我们能否及时走入新的文明形态，克服工业时代的弊端，让大众重新获得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与他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