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央视春晚敲定了语言类节目“总统筹”为武警总部政治部文工团编导、喜剧作家王宝社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作为王宝社的老搭档，会不会再次搭档走上春晚舞台，成为观众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此，王宝社明确表示：“剧组目前还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是否合作要看题材。以前都是我给陈佩斯量身写剧本，今年央视继续主张开门办春晚，陈佩斯、朱时茂回归春晚舞台也是有可能的。”(10月25日《成都商报》)

　　春晚不见陈、朱组合已历八年之久矣。八年以来，每年岁末之际都会有舆论猜测他们是否重返春晚舞台，然而年年都“只闻楼梯响，不见斯人来”。这几乎也成为每年与春晚有关的一大“俗例”了。中国需要一个不上春晚、拒绝春晚的陈佩斯，这一点，是比陈朱重返春晚更重要的事情。

　　陈佩斯、朱时茂与春晚或央视恩怨纠葛的起源，无非是两位演员对自身著作权益的坚守。这就是在2000年前后，陈、朱二人状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发行了侵犯陈佩斯、朱时茂小品著作权和表演者权的VCD光盘。此案以陈朱二人胜诉而告终。此后，此二人即遭央视“封杀”。一个事实是，自这一场官司之后，陈朱二人再也没有参加过中央台的任何演出。这正是：你有你的权利，我有我的大棒。事实上，陈朱二人被封杀事件，已非孤例。前有不满歌词被修改、愤然退出而招致封杀的李春波，后有“誓将斗争进行到底”的郭德纲。

　　之所以说需要一个不上春晚的陈佩斯，并不仅仅是为了以此来表明坚守权益的艰辛，或者是为了证明某种权力的霸道；更是因为不论是对于观众而言，还是对于央视而言，可以因为一个如此“较真”的陈佩斯，而收获批评或真相。这些年来，陈佩斯之于春晚，更是作为一个批评者而出现的。比如2002年他在与网友聊天时，表示春晚“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一个权钱交易的地方”。春节晚会开办之初，艺术家们集结在一起集思广益，就是想把这个晚会做好。“现在的春节晚会，艺术家连人格都没有了。”(2002年12月12日《成都商报》)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批评者。他更是作为一个建言者而存在。比如在今年8月27日的《广州日报》上，陈佩斯表示，“从我内心来说，希望春晚好，可春晚还是和以前一个面孔，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认为，第一，春晚应该每年吸取新的艺术形式，培养观众新的欣赏习惯；另外，应该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好的节目，内容和高科技要结合起来，这才是最难的。”这样一番话，让对于众多对春晚有着审美疲劳的观众产生共鸣。

　　重返或者和解，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放弃。必须理解陈佩斯，理解他的坚守，以及他所看重的，我们才更明白中国为什么需要一个不上春晚的陈佩斯。他坚守的是权利，看重的是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自主。这是他始终拒绝和解的真正原因。在八年中，我们很难说央视不曾检讨当时封杀的做法，很难说不曾有过和解的表示。但无论如何，因为那样的一场封杀，陈佩斯选择了一种对春晚的独立批评的立场，这可能是谁也意想不到的。在这其中，曾有人撰文指陈遭封杀事件，“表征着相当一部分艺术家的精神境遇，呈示着90年代知识与权力以及理想与现实相互冲突的微妙而尖锐的情形”，自然有一番微言大义在内，因此也更值得我们珍惜与重视。(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