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出身的“大嘴王旭明”谢幕了，留给了公众一个“新闻式”的背影——最近，各类媒体无一例外地，处处充盈着关于“王旭明”的新闻和评论。(7月24日《东方早报》)

　　五年来，王旭明先后发表过很多个性鲜明的言论，诸如“中国教育成功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范跑跑无耻论”等，不一而足。这些个性张扬的表达，都曾招致公众和媒体的舆论围攻，久而久之大家都开始习惯“大嘴王旭明”这个词。

　　但作为新闻发言人，他唯一没说过的是“无可奉告”。或许这正是现今媒体不吝版面，大肆表达挽留之情、惋惜之意的原因。而这些举动，是否又隐性地传达出公众对接任者“来者不如今”的忧虑呢？这也促使我们必须深思，当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实语境。

　　王旭明离职带来的社会反响，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尴尬。因为公众寄望于一个好的发言人，而不是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种难堪，正如我们一脸虔诚，期待于包龙图、狄怀英等青天大老爷的仁治，而不是希望置身于一个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一样。所以，“牙尖嘴利”王旭明走了，刹那间公众不仅对他“冰释前嫌”，还立即开始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感佩；有了这个耀眼的参照系，大家还不自觉地充满了，对继任者是否胜任能否超越的淡淡焦虑。

　　当然，这也不能苛求公众。大家偏爱“大嘴王旭明”，只是因为可供选择的选项太少，这也从侧面映射出，现行新闻发言制度的在各地执行的情况不容乐观。去年，重庆市首场自主新闻发布会，也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兴趣，只因为“可以提任何与重庆有关的问题”这句表态。这句话曾经承载了太多破冰意义上的舆论期许。

　　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根网线和一个鼠标，确保我们足不出户，行遍天下。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上智下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任何对民意民智的愚弄和蔑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单是“周老虎”事件，就已证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殊为不智，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容侵犯和虚置。

　　历史上那个草木皆兵，以政治斗争提纲挈领的一页，早已翻过。今天的我们，已无“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历史语境，所以必须划明保密和知情的清晰界线，凡此种种，都为民众对王旭明式新闻发言人报以厚望，充当了极富现实意义的注脚。这又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前提。

　　开放式新闻发布会，只能算一个的序曲。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必须倚靠一个开放而自信的现代政府。它要求政府执政理念，要从辖众牧民向服务社会来个制度性的华美转身。有了这样的政治自信，才不惧记者的刁钻提问，才不会官话泛滥或“无可奉告”。

　　毕竟，2003年全国才开始全面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迄今不过短短五年，所以完善和发展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可参照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白宫的发言人，虽不属于白宫核心决策层，但在制度上是可以越级列席核心会议。于是在准确领会政府的决策理由后，他们就不用搪塞民众了。

　　相比之下，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立体、丰富。还应进行多层面和多结构的制度设计，比如除政府和媒体之外，吸引广大公众加入，从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向公众、政府、媒体的多维度交互式传播模式行进。议程设置上也应更重视综合进公众议程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也是民主政府应有的理念，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应让民做主。人民有了决策权，有了在场的监督权，就不会只仰仗一个王旭明式的发言人来答疑解惑了。(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