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全国人大代表倪惠英在广州专题调研中提到，近年来广州经济发展很快，GDP不断翻番，但市民却“没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倪惠英代表的发言触动了广州市副市长甘新，他说，虽然广州GDP增速可观，但真正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可观。他算了笔账，去年广州一年总收入2160亿元，1100亿元上交中央，400亿元上交省里，广州真正可以自己支配的收入也就600多亿元。(《新快报》7月16日)

    有数据证实这种感受是有依据的。近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报告》披露，从1998年至200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差近一倍；工资涨幅已连续6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或许就是专家所说的“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萧条感”。

    所谓“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萧条感”，就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即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许多人——不仅包括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感觉的不是繁荣，而是萧条。也就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人们感觉的是紧日子。一旦经济增长伴随着物价上涨的话，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和风险，生活的压力和焦虑感将日益加强，安全感会逐渐消失。

    因为中下阶层人群从经济增长受益较少，一旦通货膨胀到来，生活必然会变得更加艰难。压垮这个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就是物价。他们很少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却要徒然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以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实际上，这样一种悖论或是逻辑，一直在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一般情况下，面对通胀，欧美国家往往会通过退税或直接减税政策，来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比如今年美国就向每个家庭退税1200美元。

    日前，经济学家李炜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如果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统计进去，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35％左右，比发达国家高5个百分点。以史为鉴，唐朝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之治”，120年间经济文化繁荣稳定，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减税政策。可以说，中国历次“盛世”的出现都与减税有关，重税之下，从未出现过好形势。这是极重要的历史经验，应当汲取。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工资暂难上涨，那么不如先减税负，藏富于民，激励久已困乏的民心，以更积极地应对通胀。(叶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