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拟规定，乘客如果不给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让座，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公交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其处以50元罚款，该规定引起了异议。（7月3日《河南商报》）

　　从根本上讲，让座是一种道德要求，如果《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最终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把这个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责任，将是法律之手伸向道德领域的又一个典型。

　　许多司乘人员认为，郑州市的这个《条例》即便通过了，也难以严格执行。明明知道是一个注定了难以执行的规定，为何有关方面还要郑重其事将其写进法规草案呢？除了形式主义的懒政思维和工作作风，这只能解释为对“道德乏力”的焦虑，对“法律万能”的迷信。

　　类似的焦虑心理和迷信心理并不少见。比如“范跑跑事件”发生后，有人要求修改《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将“保护学生安全”明确为教师的法律责任，认为这样才能用法律的强制力惩罚“范跑跑”式的失德教师。持此论者还搬出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法律，说发达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有明确规定，中国应当引为借鉴。但论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对教师提出了“保护学生安全”的法律责任，同时更为教师履行这个法律责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教师任职前要接受保护和救助学生的培训，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师生进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演习。相比而言，中国的教师任职前未接受相关培训，学校也少有逃生演习，在这些情况改变之前，如果贸然将教师保护学生安全的道德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不但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对教师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很残酷的。

　　道德义务不是不能上升为法律责任，但应当有一个限度。对于乘客让座，公交条例完全可以规定一个最低标准，即如果乘客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必须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在这个最低标准之上的让座行为，还是将其认定为道德义务为好。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着眼于崇高的标准，法律着眼于最低行为底线。“道德乏力”是客观存在的，为此需要多从道德上做文章，而不能条件反射似的求助于法律。如果法律有求必应，肆意入侵道德领域，那么，社会生活中可供道德约束的范围必将越来越小，同时法律必将越来越严苛繁密，也越来越不可能切实执行，法律之手伸得越来越长的结果，必然是法律的信誉越来越低。

　　照这样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法律包揽了所有的道德约束功能，所有违反道德者都将被治以“违反道德罪”，不但社会道德规范荡然无存，法律也沦落成了号称“包治百病”实则百无一用的江湖骗子？（现代快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