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6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整一个月，这一个月，我们经历了许多。5月19日下午，汽笛、警报鸣响的瞬间，举国沉浸于悲恸之中。当天，几乎所有媒体都发出了相似的评论，即如笔者在题为《国旗半举祭亡灵　天地同悲悼国殇》的文章中所言：“汽笛为亡灵而鸣，国旗为平民而降，天地为中国而伤。”

　　显然，在这样的语句中，隐含着一个没有明言的判断：国旗不仅为汶川地震中的亡灵而降，其实也是为全体中国人而降——每一个为汶川地震亡灵垂首致哀的公民，都能透过鸣响的汽笛和半垂的国旗，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化。生命的价值一经确立，一系列据此而生的价值亦随之而确立。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亦将因此而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之所在。

　　这样的变化，绝非凭空而来。从地震初起的瞬间，中国就向世界展示出无数的奇迹，而最大的奇迹之一，是无数普通的中国人自发、自主、自觉地投身抗震救灾的行动，并迸发出惊人的巨大能量。曾经在鲁迅、柏杨笔下被批评得丑陋不堪的国民“劣根性”，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了根本的改观。中国人似乎在一夜之间，抖掉一身的卑琐，焕发出人性的光辉，并完美地诠释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

　　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一转变真的是在一夜间完成。即便真的是“震出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也一定已值临盆之际，汶川一震，不过催生而已。正如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焕发出的光采、迸发出的力量，早已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凝聚起巨大的潜能，只是在地震引发之下，释放出惊天的光热。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惊人成绩有目共睹，即使是最苛刻的评论者，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但在经济领域之外，对30年来的得失却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尤其是在社会风气方面，存在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现象，这几乎成为对社会现状感受的“共识”。而在此“共识”的背后，却又是对现状的深刻不满和渴望改变的热切期待。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内心的清白崇高，每个人都相信是他人的污秽沤成了让自己深陷其中的泥潭。

　　若事实果真如此，则这种看似无解的困境中，蕴含着可贵的契机，一旦某种因素打破相互猜忌下形成的恶质均衡，人们的热情就可能如积聚已久的山洪，在畅快的倾泻中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汶川地震，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打破恶质均衡的契机。曾经在彼此猜忌、伤害中被屏蔽的人性，在对数万罹难生命的深切悲悯中，终于有了统一的方向；在庸常的生活中以躲避崇高、消解价值为华丽外衣的洒脱，也在对生命的救助中，被沉甸甸的人道责任所替代。

　　一次地震，或许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但经过如此巨大的震撼之后，必然有某些东西与所不同。至少，那些在街头垂首默哀的人们，从此对生命价值将有新的认识；那些慷慨捐款的人们，从此对他人的困难和窘迫，也会更多一份同情；那些让社会为之一惊的80后、90后的志愿者们，其已经被唤醒的责任意识和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将成为校正他们生命之船的新的坐标。

　　在一次网络直播节目中，面对主持人“地震之后，中国人会怎么样？”的提问，我给出如下的回答：一：美德不是“震”出来的，而是原来就有的。二，地震过去之后，中国人不会永远像地震中表现得那么优秀，却一定比地震前更优秀……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