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这是黄金周期间最适用的一句旅游观后感。但是，即使不考虑黄金周的安全、生态、交通成本以及对事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仅从黄金周产生的背景来看，其功能已日趋异化，建设一个强制性的弹性休假制度已刻不容缓。

　　黄金周诞生于1999年。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有两点：

　　一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1999年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国内经济内需低迷，通过黄金周这种长假、通过旅游这种新兴的休闲方式，刺激公众的休闲、度假需求，成为当时的一个最优选择，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保障公众的休假权利。一些专家指出：“黄金周制度虽然是一种带有强迫性质的休假制度，但它能够有效地保证普通的工人、办事人员及至部分农民工能够完享七天的假期。一旦没有这种强迫性，那么毫无疑问，在劳工和资方力量还很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的休假就只会是海市蜃楼。”

　　但是，目前这两个重要的背景都发生了变化。目前整个社会的消费早已升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今年前６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３．６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３．３％。在这一背景下，黄金周的存在与否，显然已不会对消费和内需产生更大的拉动力，相比较其利益背后的安全、生态、交通等看不见的综合成本，其存在的价值更需考量。

　　而从保障公众休假权利来看，固然公众可以享受长假期，但休闲质量却日趋下降。一方面是旅游景点票价上升和旅游费用的上涨，一般要比平时高出不少，这无疑额外增加了普通消费者的成本，尤其是对于那些作为黄金周旅游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

　　另外，黄金周的“拥挤”已使旅游的休闲价值大幅下降，游客在各地遇到的各类不痛快层出不穷。这样的休假实在没有多少“休闲”可言，不受罪、不挨宰已相当不错了。

　　所以，从真正维护公众休假权利、提高公众休假质量、提升公众幸福感的角度看，黄金周的“废止”或至少是“改良”已迫在眉睫。目前，从技术上看，景区接待量的控制、小黄金周的实施当然是可以迅速实施的，但亟须的，是要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弹性休假制度。

　　所谓强制性的弹性休假制度，是在现有《劳动法》规定的“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基础上，对法律条文予以修订，赋予其强制性和自由支配性，并完善其法律责任，尤其是要考虑“计件制”下如何保障公众的休假权利。

　　世易时移，自应与时俱进。黄金周存废之争已有多年，即便只是公众的一厢情愿，有关部门也不应再忽视这一日趋增大的声音。(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