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视评论：昆明市公布了党政官员工作电话号码后，有记者在上班时间拨打了昆明市有关部门35个副局长的电话，结果有13名副局长接听到电话，其余22名副局长的电话无人接听。此前，有市民杨先生向记者反映称，上午10点半左右，他连续拨打了媒体公布的4个政府部门领导电话反映问题，但都没有人接听。点击查看原文

　　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也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官员外出办事、开会，电话自然就无人接听。有没有人在办公室，却故意不接电话的情况，我们不可以随意猜测，但是从“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办公室电话不是唯一的通讯工具，那么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可以接听也可以不接听，还可以选择性接听——从话机上显示的号码来选择。

　　用一位政协委员的话说，“公布电话号码，不仅有利于老百姓直接反映问题，也有利于上级对下级工作的监督，这样做可能会使一些官员不舒服，但官员太舒服了，老百姓就不舒服，所以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官员本来就是为社会、为群众服务的，官员不愿意服务实际上是在“偷懒”，而公布电话号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他们“偷懒”。那么，公布电话号能有效地防止官员们“偷懒”吗？这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官员们为什么会“偷懒”，一是公布了电话号，官员们还有没有办法再“偷懒”？

　　要搞清楚官员们为什么“偷懒”，实际上需要先回答人为什么有“偷懒”的倾向。“偷懒”无非是想过得舒服、安逸些，而舒服或安逸则是人的正常欲望。不得不放弃安逸而努力地去做事，后面肯定有一种动力在支撑或驱使。思想觉悟、生存需求、快乐或压力等等，都是人们放弃安逸的动力。反之，没有动力支撑、不被驱使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要尽量使自己舒服和安逸些。从这个道理上讲，官员们为社会或群众服务很不积极、甚至“偷懒”，无非是现在的处境足以让他们觉得舒服、安逸。或者，服务得好未必就能走向“成功”；或者，服务得不好未必能损失什么，也就是说，就“服务”的概念来讲，大家既感觉不到什么动力，也不会因此而承受什么压力，所以，怎样舒服、安逸就怎么做，自然是每个理性人的正常选择。

　　“官员们太舒服，老百姓就不舒服”，所以把官员们的电话号给公布了出来，以期达到“百姓舒服”的目的，这种作法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制度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制性，但是强制性的前提是可操作性。如刚才所说，“理论上”来讲，官员们完全可以选择性接听电话，而且让你说不出来什么。如此说来，这种制度化的设计是存在明显的操作性缺陷的。

　　昆明市公布官员电话号的举措出现后，很多人质疑其可行性与时效性。其实，换一个角度分析，道理也许很简单：官员们给不给老百姓办事，不是方便不方便办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办的问题。愿意办事，每个单位一部电话就可以把百姓反映的问题全都纪录在案，并传递给相关领导；不愿意办事，即使公布了领导电话，也未必就能找到领导；找到领导，也未必就能引起领导重视。关键的问题是，领导们愿不愿意给群众解决问题，并不是他们不了解群众疾苦，更不是唯有通过电话连线才能了解问题存在，而是有没有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动力的问题。

　　公布电话号的作法，说穿了不过是在约束干部的形式上有所创新，但是触及不到深层原因、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的形式创新，最终将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