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世界第6个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化思维、全国性计划、地方化行动”。据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死于自杀的人中，约一半患有抑郁症。仅珠海一市，从今年1月1日开始到目前为止的253天里，全市已知的有自杀行为的人数为242人，与去年同期的178人相比多了64人，令人忧心的还有，我国未成年人自杀或者“准”自杀行为逐年增多。（《广州日报》9月10日）

　　国家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数据也显示，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列死因首位。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克姆在他的名著《自杀论》中认为，自杀主要有三种，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失范型自杀。自杀行为与社会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结合度有关，而社会整合力的强弱则是自杀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目前的状况，是“老传统基本消失，新传统名存实亡，在荒凉的传统道德殿堂废墟上，并无新建筑应运而生”。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日趋激烈，都大大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荷，使许多人生去了安全感、稳定感，而茫然、焦虑的后果则很可能是极端行为。

　　在我看来，干预自杀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教育，是生命教育。诚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所言：“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生命力的正常发展，教育就是助长生命力发展的一切作为。”然而，目前那种“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几乎很少告诉小孩什么是生命，即便稍有提及，也是说教太多，那些空洞的大道理，根本就没有考虑青少年特殊的心智。对生命的模糊、消解乃至漠视，不仅是现在青少年、大学生自杀现象频发的原因，也是犯罪现象持续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杀学者费立鹏教授曾呼吁：“自杀，一个都太多。”在预防自杀的工作中，首先，应该确立“自杀危机干预是每一个人的事”的理念。“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自杀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心理疾病。死是无须理由的，生却有待于证明，一个人在寻找活着的理由的时候，也正是在寻找关心和爱。现代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的松散，使得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被大大削弱。一个人一旦受到强烈的刺激，在得不到有效支持的情境下，难免叹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搞不好就“青春憔悴赴黄泉”

　　所谓“蝼蚁尚且偷生”，中国人也自古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不管是什么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而自杀者，也大多会经历自杀动机→心理冲突→回复平静3个过程，针对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有心理学家提出了“预防→干预→后干预”3个自杀干预环节。对于青壮年的自杀行为，不仅要积极预防，主动干预，还要进行“巩固性防治”。并且，最关键的是，这3个环节“从对自杀个体的干预到对周围人群的预防”，必须整合教育、心理、医学和社会多层面的力量，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心理学研究也指出，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建立有效且正向关系的需求。在一种无助的情境下，关心、照顾与亲密的互动关系，就是一种“支持”。对于自杀的社会干预，就应该形成的一种有效的支持性社会环境。（林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