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感叹，在德国，一个大学教授会用40％的时间搞科研，40％的时间教学生，剩下20％的时间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包括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在中国，一个学者如果做了大学校长，仅处理行政事务，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他称自己自担任校长以来，每年只能招收一名研究生。虽然自己很喜欢做研究，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大学校长行政性事务过多，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来指导自己的学生。而即使仅仅想了解一下所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动向，也只能偶尔利用睡前时间翻翻学术期刊。（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不知该怎么形容读到许校长这番感叹后的感受。在当今这个时代，教授当官，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网上流传有一种说法，据称是在博客中国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人民大学的“教育钉子户”张铭教授很痛心的说，现在的大学就是一衙门组织，教授不当官，就什么也不值。如果非说值什么的话，也就值个屌。又有人说现在教授们见了学校的处长、院长和主任等等态度之恭敬，简直就和见了皇上差不多，更甭提见校长了；见了校长，那就和恭敬祖宗无二。所以，我感觉许校长的这番牢骚中“得了便宜卖乖”的成分很浓；最起码，也让人感觉是一种无病呻吟吧。

　　那么，根据许校长的这番牢骚，我不能不有两个问题要问许校长：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校长行政性事务过多？大学校长是否还有必要搞学术、带研究生？

　　根据我的理解，许校长在列举德国大学的例子时，其所谓的“教授”，应该是象许校长一样具有校长身份的“特殊教授”，因为只有如此其所做的对比才有意义。而我们知道，从大学的功能上讲，德国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全世界的大学其功能都应该一致。既然如此，德国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校长在所担负的行政性事务上差距如此之大，恐怕就是个大问题。或者是德国的大学校长们对于该管的事没有去管，或者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管了太多本来就不该管的事，二者必居其一。我不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但网上有一种说法称，在中国的大学里，行政官员们占据了大学绝大部分资源，他们呼风唤雨，独断专行。他们要经费有经费，要学生有学生，要实验室有实验室……而我理解，如此一来的结果必然是：大学里所有官员的行政性事务都会格外得多，校长又自然是行政性事务最多的那一个！

　　至于许校长之不能再搞学术之“苦”，倒也并非许校长之“首创”。而网上对此有种比较刻薄的解读，说那是一些做了官的学者既想抓住当官的好处不放，又想同时享受知识分子所专有的崇高社会形象。我是不太同意那种诛心的说法的，不过，我也有两个例子要告诉许校长：蔡元培先生该算得上是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标准了，他老人家“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北大至今依然的辉煌。但他别说在大学校长任内未有任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出来，终其一生在学术上也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以至于被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定位为二流学者；而现任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则曾如此给自己定位：“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为此，雷文任校长12年，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唯一专著也是有关教育本身的——《大学工作》。

　　由此说来，许校长恐怕首先不是一个做得很好的校长，其次他恐怕也是一个对于校长的职责认识还不太清的校长！(嵊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