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产假的女教师被学校辞退，双方闹上法庭。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都坚持要上诉的校方居然在二审开庭前“一看到七八名扛摄像机、拿照相机的媒体记者坐在旁听席上”便乱了阵脚，趴在法庭外的窗台上写好和解协议，连主审法官都承认“还是记者作用大”。（9月19日《东方今报》）

　　单纯从法理上讲，这个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争论价值的。反而是这个被媒体带着感情色彩渲染出来的“窗台和解”奇闻有一些标本意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在窗台上促成的和解，是否真的就是媒体的胜利？而如果抛开具体个案的是非曲直来看，诉讼参与人面对突如其来的“长枪短炮”，是否真的就只有缴械投降这一条路呢？

　　1999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从本案来看，媒体记者在法院的上述活动想来是经过法庭允许的，而问题在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起码是一方）似乎并不知情。从法律规定上看，对于是否允许新闻记者录音、录像、摄影的问题，似乎仅仅是法庭权力的行使问题，而与诉讼当事人丝毫无关。而在现实操作中，法院允许媒体报道，考虑的恐怕也并不是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而是以案说法，甚至有对媒体的迎合成分。

　　笔者认为，是否允许媒体记者听审和报道案件，是否允许进行庭审实况直播，甚至是否允许记者录音、录像、摄影，都应该切实尊重诉讼当事人的意见，起码应当设置事前告知程序。

　　幸好郑州的案子没有悬念，在产假期间被校方辞退的女教师本来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下次呢？谁能够保证下一次遭遇“长枪短炮”突袭的还是我们既定的应该胜诉方？而程序公正的意义也便在于此。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下一场诉讼的参与者，我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在旁听席上看到记者的时候，如何才能主张我们的权利？(萧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