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生最大的恐惧，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19名无辜输血者与艾滋病的不期而遇(本报2005年11月30日刊发调查报道)，不仅是他们自身的灾难，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在案发两年、诉讼一年之后，记者欣闻当事人已经和解结案并获得“高额”补偿。然而，这一结果未使感染者欢欣，因为，死亡的阴霾正在向他们袭来——赔偿还没有兑现，又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离开了人世。

　　但是，无辜者的牺牲决不是无谓的牺牲。痛定思痛的生者决意成立自己的NGO，培育自己的人生力量。(赵冠军)

　　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教师王艳芳永远也无法忘记杜丽(化名)临终前的眼神和“遗愿”。

　　那是半个月前，杜丽躺在病床上，颤巍巍地伸出骨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抓住前来“报喜”的生人，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只想活着，好好活着！”

　　随着生命中这句最后的呼唤，杜丽永远闭上了眼睛，同时，一丝眼泪从她消瘦的面庞滑落。

　　“她死得太匆忙了，一个月的补偿都没有来得及领。”2006年11月30日，在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的前一天，王艳芳在电话里无奈地感慨，“代价太大了，才39岁。”

　　事实上，自2004年9月至今，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的天空对于幸存的艾滋病患者来说，一直都是阴霾弥漫。尽管有关方面答应一次性赔偿他们10万元损失，并且每月再发3000元补偿费用，但是在艾滋病病毒的肆虐下，他们的生命之舟又能漂浮多久？

　　这是谁也不愿意面对却不得不承担的命运。

　　只是，得知姐姐也不幸感染艾滋病后，王艳芳决意向“命运”抗争。

　　从农场教师到维权代表

　　王艳芳1965年出生于北安建设农场，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农场的学校教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直到2004年9月，王艳芳突然听说邻居杨华(化名)因在农场职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同时，黑龙江省疾控中心专家以及各地市疾控部门紧急抽调数十人治疗组开进农场，对曾经在职工医院进行过输血的部分患者进行地毯式排查、验血。

　　顷刻间，整个农场人心惶惶。王艳芳的心头立刻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姐姐也在这家医院做过手术，而且术后一直发烧、呕吐等。当得知杨华手术时输的是“血鬼(当地俗称)”孙景玉的血后，她已经意识到，姐姐可能得了艾滋病。

　　不出王艳芳所料，很快，医生正式通知姐姐已被确诊感染艾滋病。

　　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深深地刺痛了王艳芳。看着被艾滋病折磨着的姐姐，她暗下决心，要帮这些患者们讨回公道。

　　2005年5月下旬，王艳芳陪同13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同到省高院，被告知不能立案，法官将材料退还。经过商议，王艳芳等5人被推荐为代表，踏上北京上访之路。案件进行中，她找到山西律师周斌援助。同年6月14日，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案刑事审判在北安农垦法院宣布开庭，之后不久，索赔案也在北安农垦中院正式立案。

　　“无形中，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开始有顾虑，毕竟是农场的职工，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我能切实的感受到，那些感染者太可怜了，他们失去的太多，得到的可怜。”王艳芳坦言，感染者渴望人性的关爱和心灵的慰藉，目前虽然索赔案有了较好的结果，但“这一切，来得已经迟到了。”

　　补偿总额将超千万元

　　在山西律师周斌的组织援助下，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输血导致19人感染艾滋病案，在案发两年诉讼一年之后，终于在黑龙江农垦中院法庭的大力斡旋下，日前以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案。

　　日前，周斌的助理鹿鑫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部分内容如下：每一受害人从被感染时起算，就获得每月3000元的各项补偿费用，并将终生给付。另外，每人将获得10万元的精神损害费抚慰金，这与国内判例比较，也是较高的，初步测算，责任医院需要支付的前期费用将达到400万元，今后定期支付费用累计将超过千万元。

　　“补偿总额相对是较高的。据我所知，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多。”日前，代理案件的周斌很欣慰地对记者说，“我感觉还是应该把结果公布给社会，尽管一些人有顾虑。”

　　对此，王艳芳补充说，除了上述赔偿内容外，艾滋感染者的医疗费也将全部由医院方承担。目前，她们正在谈丧葬费的金额问题，19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有18例相继发病，其中有2例已经死亡。

　　“法院作为见证人，参与我们的和解，但是并没有出具正式公文的调解书，可能是怕其他地方仿效吧。”王艳芳表示，各种补偿加在一块，每名感染者将先期获得17-21万元不等的费用，农场将分期给付，到2007年5月底全部付清。

　　尽管官司告一段落，但王艳芳也担心，和解结果的执行权将来是否存在问题，因为并没有一份正式的法院调解书。

　　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这一大笔费用名义上由医院方给付，实际上只能是农场给，医院是没有给付能力的。

　　“我们争取更多的钱，只是想给孩子多留点。”一名感染者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艾滋孤儿的困境的故事。真担心失去父母后，孩子们将来怎么生活……”

　　维权领袖转投民间力量

　　这次维权，王艳芳自始至终一直在默默参与，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感染者的维权领袖。一名感染者甚至对记者说：“王老师介绍来的记者，我们就接受采访，否则不行。”

　　现在，王艳芳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甚至离开工作了20年的讲台，正式向当地民政部门发出注册“黑土地感染者”组织的申请。

　　“近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参加各种民间组织的培训和会议，感觉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这是此前在学校里面所看不到的。”王艳芳说，“我不光要做志愿者，还要成立一个组织，帮助他们活的好些，不过，能否注册还是一个未知数。”

　　事实上，尽管农场为这些感染者也设立了“芳草地”(一块活动的地方)，但是感染者认为“那里感觉太凄冷。”

　　王艳芳坦言，“黑土地感染者”目前还没有审批下来，但她早已设立有专门的财务制度和3名工作人员，正式开展工作，并向很多机构发出了项目经费申请。

　　尽管活动已经开展，但王艳芳现在还是主要靠一部电话和传真机跟外界联系，她说，“要是发电子邮件，我得去网吧，现在还不太方便，慢慢会好的，前些日子遇到了高耀洁老师，感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因为维权活动聚集在一起的感染者们对王艳芳也更加任。“我们一切都听王老师安排。”这是一名感染者留给记者的话。

　　除了搞活动，王艳芳在忙碌之余，拿起手中的笔，将这些感染者的故事告诉社会，引起社会对于艾滋病群体的关注。

　　“我要征求患者的同意才可以发表，一名得知自己患艾滋病的小伙子，向女朋友提出了分手，但女孩坚决的予以拒绝，当爱情的力量穿越了死亡的荒漠时，才看到了人世间的真情。”王艳芳对记者说。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王艳芳写的那个凄美的爱情片段，但可以想象到的是，无辜的感染者已经从王艳芳和她的组织中，寻找到曾久违了的人性关怀。

　　诚然，王艳芳是因为姐姐的缘故成为当地感染者的维权领袖，但不可否认，她在不停的维权过程中，民间组织的概念进入脑海中时，她能够很快接受并加以实施，从亲情的割舍博弈之中走下三尺讲台，踏上代替感染者维权之路，到如今投身公益事业，终归寻找到了第二次更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