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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热潮中 明星村新观察

2003-11-19
 
 

  在全国大大小小90余万座村庄中,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明星村”(小康村)。作为中国农村致富“领头羊”的明星村,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

  关于明星村,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一般来讲,凡是能称得上是明星村的,必定经济实力雄厚,两个文明建设搞得好,村民生活富足安康;必定赢得了诸多荣誉,在当地乃至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举国上下掀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潮中,作为先行者的明星村的崛起途径和治理模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明星村在未来发展中还有哪些亟须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走进了在全国负有盛名的四大明星村──江苏华西村、山东沈泉庄、河南南街村和浙江滕头村进行近距离观察和解读。

  明星村的重要标志:集体经济+共同致富+高福利

  走进大江南北一座座明星村,亲眼目睹明星村创造的经济奇迹,切身感受村民们富足的幸福生活,一个天真、质朴的幻想油然而生:假如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能建设得像明星村那样,“三农”问题何以会显得如此凝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何愁不能早日实现?农民负担沉重、乡村治理艰难、干群关系紧张……这些多年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难题,对明星村而言,似乎已然成为遥远的绝响。

  集体经济+共同致富+高福利,是明星村的重要标志。绝大多数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均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华西村村集体的固定资产高达30多亿元,南街村则超过12亿元,滕头村、沈泉庄的集体股份也都占大头。

  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创造出令人咋舌的经济奇迹: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已拥有58家村办企业,固定资产逾30亿元,去年人均纯收入6000美元。如果单纯从收入指标衡量,华西人已经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水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明星村的领头人普遍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主要的,是村里调节贫富差距的一种手段,集体经济发展了,村里才有钱搞农业现代化、搞村庄整体规划,如果一味偏向个体和私营经济,绝大多数人很难受益。

  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我们党在农村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创造力,使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许多明星村所趟出的壮大集体经济、追求共同致富的道路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创举。

  绝大多数明星村是以村民个人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合作意识、公私兼顾的新的农村社区组织形式。这种被称作“新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力地整合和动员起村庄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地实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接轨,使集体经济焕发出蓬勃生机。

  吴仁宝有句名言:“发展不用讲模式,要讲实绩。”选择集体经济还是个私经济,不能空对空讲,要符合一个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哪条路更有利于发展就走哪条路。集体经济必须要占一定的比重,否则公益事业没法搞,全面小康也实现不了。最值得华西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里既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每家都住着400~600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存款最少的人家有50多万元,最多的有500多万元;家家有汽车,最多的有4辆。

  走集体经济道路为搞好村民福利和村庄公益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能力。据了解,以建筑业闻名的北京韩村河村用于村民福利的开支每年要上千万元,平摊一下,每个村民享受的福利折合成钱达到5000元。在山东临沂沈泉庄,居民盖楼装修,集体掏70%,个人只掏30%。村里投资300万元建成老年公寓,凡是60岁以上的村民都可免费入住。按村党委书记王廷江的说法:赚了钱,就要返到老百姓身上。

  漫步滕头村街头,小桥流水环绕着造型别致的别墅楼。该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80平方米,村里有完善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险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可按月领取360元至720元不等的养老金,村民们每年还可享受数千元的福利品。

  9月18日,记者走进沈泉庄村民董翠芳富丽堂皇的家中。4年前,胡锦涛同志曾到她家参观过。几年过去了,董翠芳一家富足的生活又迈上了新台阶,三年前添了一部富康牌轿车,又打算年底再买辆宝来牌轿车,明年还要搬进新的别墅楼。董翠芳掰着指头算了她一家的收入情况:1999年收入12万元,2002年已增至25万元,3年翻了一番多。她笑着对记者说:“要是我再见到胡总书记,我最想告诉他俺们村变得更富裕了,我们都很想念他。”

  能人治村:明星村的共同特征

  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能否建成,关键在于它能否创造出一种在市场中有效运作的合作组织形式,这种合作组织若一时无法通过契约方式产生,往往要求助于能够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致富带头人”。

  人们习惯把明星村当家人称作“农民政治家”,他们具有强烈的现代市场意识,懂经济、善管理,胆识过人,而且对中央及地方的各项政策能够深刻领悟和巧妙运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才刚刚开始推开。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马上创办了一个打农药的喷雾器厂,一年就净赚200万元。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收购原材料,仅从一个数据便能估算出那次行动的收益之大: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便涨到1.8万元/吨。

  在华西村标志性的建筑———金塔前竖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书:“家有黄金数吨,一天只能吃三顿,房子豪华独占鳌头,一人只能占一个床位。”这是吴仁宝告诫自己和村民的箴言。他曾立下“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这些年来,吴仁宝把奖励给他的2000多万元全部留给了集体以求再发展。几乎所有村民都搬进新式别墅,而吴仁宝和老伴依然住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旧房子里。记者问他为何还不搬?他笑笑说:“不是我不想搬,也不是我不敢住,我这样做,是为了稳定人心,让少数还没有住进别墅楼的人觉得有个盼头。”

  十六大党代表、沈泉庄当家人王廷江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89年,他毅然把自己600多万元的资产捐献给村集体,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实现了从一个“百万富翁”向“致富带头人”的角色转换。前几年,他得知全国木材资源紧缺,便想起在非洲经营木材的一位马来西亚朋友,尽管对方告诉他在非洲做生意困难重重,但王廷江一年内三下非洲。为实地考察,他曾冒险一人租用小型直升机在加蓬和赤道几内亚交界的茫茫林海中穿梭飞行。正是凭借这种过人胆识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王廷江抓住商机,从非洲进口木材,并向非洲出口日用陶瓷。沈泉庄去年出口创汇超过1亿美元。

  有人说,在明星村,群众特别“听话”,干部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吴仁宝的观点是,群众之所以“听话”,那是因为干部说得到,做得到,为群众办了实事,谋了幸福,群众才对他们信得过。

  起家奥秘:依靠工业和加工业发家致富

  从明星村崛起的路径来看,几乎都是从乡镇企业起家,不约而同地踏上了发展工业或加工业的道路。绝大多数明星村的传统种植业已微不足道甚至被完全放弃,成片的耕地被现代化的厂房取代,村民们无需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成为凭技术拿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这里,“农民”一词往往是村民们颇感自豪的称谓,却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

  中央党校“三农”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教授分析说,纯粹依靠发展农副产业致富的明星村很少,主要是因为许多农村人均占有的土地和资源太少,规模达不到,更多的还是依靠工业和加工业发家致富。

  在明星村,与村一级组织相对应的,都有一个集团公司,而明星村当家人往往是政企一把手一肩挑。如华西村于1994年组建起华西集团公司是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下属8大公司、58家企业,生产面料、西服、化纤、线材、热带、法兰等系列产品。据了解,华西村已没有土地种粮食了,而是从宁夏、黑龙江等地建立的华西分村供给粮食。

  今年7月,吴仁宝的四子、39岁的吴协恩接过华西村“权柄”,提出了“今年销售额过100亿、明年突破200亿、三年可用资金50亿”的发展目标。跨度如此之巨,是大话还是实话?面对记者的疑虑,成竹在胸的吴协恩透露:华西新一轮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预计今年钢类将增产300万吨、化纤将增产25万吨,仅这两项就可以增加销售95亿元。华西村的气魄之大着实令众多明星村望尘莫及。

  其实,许多明星村也都在酝酿“大动作”,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努力培植一批新的增长点。已两度跻身“全国500强企业”的沈泉庄华盛江泉集团自今年开始将投资33亿元,建成投产电解铝、钢铁、焦化和油脂四大项目,形成一批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和新的支柱产业,为沈泉庄在新世纪的二次腾飞打下坚实基础。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今年沈泉庄居然自筹资金8000万元修建了一条长13公里的专用铁路。这在中国农村恐怕绝无仅有。据了解,此举既为满足沈泉庄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能带动整个罗庄区经济的发展,年降低运输成本在5000万元以上,综合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当家人王廷江豪情满怀地说:我们现在的年发展速度在20%以上,明年一定要实现产值超百亿元、利税10亿元的奋斗目标。

  独特的治理模式

  对于到过明星村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独特的治理模式。

  南街村“班长”王宏斌曾经说过:“南街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南街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村子。”“外圆内方”被视为南街村基本的治村之道,正如村头巨幅标语所写的那样“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南街村在村内要求大公无私、灭私兴公,要求村民严于律己,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也搞请客送礼,既给人家回扣也拿人家回扣。不过,南街村要求所收回扣必须交公,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查处。

  而在华西,吴仁宝则强调人性化管理。社会主义被赋予了新的、特殊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立了自己的“土”标准:人民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华西村教育村民的方式更多的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村子里建桃园三结义雕像、24孝亭的时候,有人批评吴仁宝是旧思想,而吴仁宝的本意则是让大家要“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老人满100岁,村里按子孙人数每人奖励1万元。2001年就有一个百岁老人全家得了37万元。

  在明星村,在共同致富和享受高福利的同时,村民们自然也要受到村规民约的严格约束。在沈泉庄,“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一视同仁、奖罚分明”是村庄及村办企业管理的总纲领,当家人王廷江的弟弟和侄儿都曾因为违反制度而惨遭开除。王廷江说,不苛自己,难正别人。

  滕头村在村里开展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村民自治活动,通过实施《村规民约》、《滕头人形象8条准则》、《滕头村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的若干规定》等,走出一条以民管民、以规治民的新路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滕头村有个环保委员会,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村级环保机构,对村里引进的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因为滕头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股权改造进入明星村

  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所谓的“明星村控制村民私人财产”、“村民离开村子不能带走财产”等问题,在舆论界和理论界引起了议论。

  的确,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随着有些明星村新老当家人的交替,村集体经济下一步该怎么发展的问题变得不容回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共同富裕需要壮大集体经济,但是集体经济怎样发展最合适,各村都有各自的做法。

  滕头村的口号是“发家致富靠自己,公益事业靠集体”。然而,近几年来,滕头村集体经济的比重正在慢慢下降,预计今年全村集体经济占总资产的比重将从60%降至52%。滕头村党委书记、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说,全部都是集体经济行不通,将会致一部分村民过于依赖集体经济,滕头村自1997年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不断发展。

  据了解,华西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下属也没一人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新上任的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认为,明星村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资产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以营造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

  据他介绍,目前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已对集体经济进行了股权改造,一是建立经济合作社,把现有村里的经营性资产如土地、资本等进行清产合资,量化为村民全体所有,充分体现福利和贡献的原则,从而使村民与集体的关联度更为紧密,有利于提高持股村民对资产的监督;二是对“村企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村企分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明星村的资产可以由集体控股,也可以不由集体控股,应实行开放性的经营模式,鼓励经营者参股,以提高激励效果。

  怎样保持长盛不衰?

  时至今日,一个可以得出结论的说法是,大多数明星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能人”的领导和带动。这些“能人”发挥个人的才能和魅力,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的组织模式。然而一旦这些“能人”发生变故,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因此,明星村要长盛不衰、永葆青春,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能人或强人,更需培育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以使明星村驶入后继有人的良性发展轨道。此外,大胆引进人才也是明星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诸多明星村都把“人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沈泉庄现有的68名厂级以上干部中,最小的才26岁,其中近90%是外地人。王廷江先后投资1000万元建起60套专家别墅楼和6幢集体公寓楼,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全部配备专用轿车。村里规定,凡为企业推荐人才者,能达到“帅才”的,一次性奖给1万元。

  毋庸讳言,中国大多数村庄都带有人治色彩,明星村也概莫能外。由能人型治村模式向法治型模式转换,是当前明星村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研究员、中央农办副局长郭青等专家认为:明星村要在未来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进一步提高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程度,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民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自由表达的程度。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民主意识将逐渐觉醒,他们必然会进一步提出民主管理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明星村已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下一步应当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下功夫。

  许多农村问题专家指出,要逐渐把农村治理导向制度化。决策和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保证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长远发展看,要保持决策和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重要的还要依靠制度建设。(王永前 郑黎 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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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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