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现任监事长王为强因为年龄原因退休，由建行原副行长赵林接任。记者致电王为强本人，王证实今年将退休，任命需要通过股东大会等法定程序。但王为强没有透露退休的具体时间。

赵林是“老建行”，自1986年任建行湖北分行办公室副主任起一直没有离开建行，2004年9月，建行股改后赵林任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

工行副行长张衢也因为年龄原因退休，由工行北京分行行长易会满升任副行长。

赵林调任工行后，建行现任首席风险官朱小黄将被任命为副行长。在中行方面，广东分行行长陈四清被任命为副行长。

4月30日，记者致电工行和中行新闻发言人，均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截至发稿时止，相关上市银行尚未就上述事宜发布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工行现任董秘、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潘功胜调任农行任副行长。由于潘功胜曾担任工行股改办主任，可谓工行的股改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并负责工行上市工作。潘此次调任农行，外界猜测潘将负责农行的股改工作，可能是农行股改提速的信号，但潘本人拒绝对此作出评论。

农行另一位新任副行长是农行原江苏分行行长郭浩达。原农行党委委员兼北京分行行长朱洪波担任农行纪委书记。

农行股改可能提速

此次人事调动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潘功胜由工行董秘、战略管理部总经理调任农行副行长。

潘功胜于1993年获得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接受在英国渣打银行接受在职培训。

潘功胜先后出任工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工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自2004年6月到2005年11月，担任工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在2004年12月工行股改启动时担任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在时任行长姜建清领导下，实施了工行的股改方案，全程经历了工行的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

其后，潘功胜负责工行的上市工作，工行在2006年10月成功同时登陆A股和H股市场，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A+H股同步上市的银行。

目前，农行审计完成，不良资产的底数已经摸清，股改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央行行长周小川4月22日曾表示，今年将重点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工作。外界均广泛预测，农行的股改工作有望在今年年内完成。

潘功胜在工行丰富的经验，以及农行股改的时机，这些都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联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潘功胜在工行一系列成功的并购经验。工行自2007年以来成功收购了澳门诚兴银行79.9%股权以及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帮助工行扩张了海外经营能力。而对于券商的收购也行至中途。此番收购将使工行综合化国际化经营迈上一个新台阶。而潘功胜正是工行这一系列并购动作的主要参与者。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摩根大通证券有限公司银行及金融服务研究部副总裁陈舜都认为这一调用的意图在于，以潘功胜在工行股改时积累的丰富经验推进农行的股改。

若潘功胜调任农行后负责股改工作，将意味着农行股改获批为期不远，农行股改工作加速。但潘功胜对于到农行后是否会负责农行的股改工作不愿发表评论。记者致电农行股改办主任周清玉，周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不过，农行股改久拖不决，情况较当时的工行要复杂。若潘功胜调任农行后负责股改工作，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就是如何应对农行股改“商业化运作”与“面向三农”两大要求之间的冲突。目前农行正在进行“服务三农”试点，预计在5月底完成试点工作。农行人士介绍，各试点地区已经成功建立了适合本地的服务三农的业务模式，目前正在推进的是服务三农内部制度的建设。

除了股改外，潘功胜在工行丰富的角色将在更多层面上帮助农行。潘功胜在工行负责全行发展战略的设计制定、公司并购、投资者关系、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均属公司核心工作。

农行行长项俊波在今年的年会上也提出了“把农行建设成为面向‘三农’、连接城乡、走向国际、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大型金融集团”的目标。潘功胜的经验无疑有助于农行实现这一目标。

朱洪波此前任农行党委委员兼北京分行行长。朱洪波上任纪委书记后，首要任务之一是控制农行频发的案件，并建立起防范案件的长效机制。

原农行江苏分行行长郭浩达此次被任命为副行长。江苏分行是农行全国范围内资产质量、回报水平最好的分行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朱洪波也有在江苏分行担任行长的经历。

争议高管轮换

建行副行长赵林调任工行监事长、工行董秘潘功胜调任农行副行长，大行核心高管的互换，重现了2004年电信高管互换一幕，这也引起了业界的争议。

最早在2004年，国资委对四大电信企业的高管进行了轮换。当时这一轮换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并为香港资本市场热议，掌握核心商业秘密的高管调任竞争对手，无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006年7月，国有银行之间也有过高管轮换。当时张建国由交行行长调任建行行长，同时常振明由建行行长调任中信集团总经理以及中信银行董事长。

如今，工行潘功胜与建行赵林分别调往竞争对手农行和工行，他们均处于重要角色，其管理职责涉及对手的核心业务。

“这种在竞争对手之间的调动在成熟市场国家是很难想象的。”同一源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永军表示。在海外，任职高管人员一般都签订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即使在离开公司后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遵守保密协议的规定。而核心高管转任一般都设立半年到一年的“冷冻期”，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核心商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

另外，“对于关键角色行政性调任，对于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稳定非常不利，同时也难以获得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正面评价。”一位上市公司高管表示。

赵永军表示，对于核心管理层的突然调离，其负责的工作的突然中断，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每一届董事会、管理层都有任期，中间发生变动可能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带来影响。

“高管更替应尽量按公司治理规律来，任期中的，突发性的调整应尽量减少。”郭田勇说。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公司治理中心主任黄德尊也表示，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市场机制对经理人进行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用组织方法对经理人进行评价可能是一个相对现实的选择。

赵永军则表示，在商业原则下这种调动对公司长远发展没有好处。但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决策部门是鼓励同业之间调动的。

国有银行的高管同时也是行政干部，从培养干部的角度来看，希望干部经历更多的岗位。“市场规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短期内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