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自己的艾滋病情和姓名，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合法权益。在河北省艾滋病患者群体中，刘显红是第一位有勇气这么做的人。

　　“我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更多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能了解、理解艾滋病感染者，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平等的尊严和真实的关爱。”4月17日，在河北省沙河市，刘显红对记者说。

　　面前的刘显红，很瘦，聊起自己的经历，她颇为平静：“没有眼泪了，去年我哭了四五个月。我知道现在该面对什么，该做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要坚持到底，为了我，为了病友们，更为了可怜的孩子们。”

　　他们的眼光能杀死人

　　2005年3月，在一次检测中，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认，因为生女儿时的一次输血，刘显红被证实“HIV抗体为阳性”。

　　同年4月14日，刘显红8岁的儿子小昌（化名）也被省监测中心检测确认，HIV抗体为阳性。

　　“他们家母子俩都感染了艾滋病！”这个消息，在那个只有600多人的偏僻小山村，不胫而走，迅速传播。他们仿佛是“瘟疫”，人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瞅着，躲得远远的。

　　“家里人抬不起头，丈夫打工被解雇，就连儿子在学校也要被老师疏远，被小朋友指指点点。”刘显红告诉记者，去年的夏天尽管很热，但她不敢出门。村里人在她家门前打扑克、搓麻将，笑得特别响亮，她一走出去，人们就哗啦一下全散开了。

　　“那是一种特别的歧视方式，他们的眼光能杀死人。”刘显红说。

　　我只要公正、公平

　　1994年10月，刘显红从陕西嫁到河北。此后的11年里，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2005年4月，仿佛是一个分水岭，一家的幸福，开始被艾滋病逐渐摧毁。

　　虽然怀念幸福时光，但生活还要继续。

　　从悲痛中逐渐平复下来之后，刘显红开始问自己：我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刘显红记得省防控中心一位专家说过：“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个：性传播、血液传播(包括静脉吸毒)、母婴传播，咱们这一带大都是因为输血感染的。”

　　刘显红说，自己和丈夫近10年从未外出打过工，更没有任何不良行为。

　　“一定就是1995年，在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生女儿的时候，我这几年唯一一次输血造成的。”刘显红坚定地认为。

　　于是，刘显红开始迈出家门，为自己的事情讨说法。

　　2005年7月，刘显红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将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医院赔偿各项损失总计120万元。

　　刘显红说，那段时间，为了拿到病历，取得证据，她每天天蒙蒙亮出门，天乌黑乌黑才回来。但是，在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的三个月里，刘显红一次也没能见到院长。

　　刘显红的公公婆婆也曾先后8次到当初刘显红分娩时的主治医生白申庭家里，要求看刘显红生孩子时的病历，并要求白申庭出庭作证，证明刘显红曾在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分娩并输血，也一直未果。

　　2005年9月7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显红诉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一案。刘显红的代理律师出示了刘显红、朱现平的准生证，该证生育情况一栏里记载，刘显红于1995年8月26日在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生育一女。上面有主治医生白申庭的签名，并盖有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的公章。另外，同村一位大婶的证言表明，刘显红分娩后确曾住院并输血，当时她被请去帮忙，一直在医院陪着刘显红。

　　而医院一方则以刘显红未能提交病历为由，否认刘显红曾在该院住院分娩及输血。

　　2005年12月15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刘显红的诉讼请求。刘显红母子不服一审判决，2005年12月26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高院于2006年4月13日在第三审判庭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但没有当庭宣判。

　　“我以前非常恨给我输血的医生，恨医院。”刘显红对记者说：“但现在不恨他们了。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血有问题。我只要公正、公平。”

　　为了孩子，我会坚持到底

　　去年夏天，在沙河市疾病防控中心，刘显红看见一个男人抱着已是艾滋病晚期的妻子。
　　“那女人是刚刚检测出来的，病重的样子真令我恐惧。”刘显红说。

　　十天后，当刘显红再次遇上了那个男人，得知他的妻子已去世。

　　“当时我就哭了。”刘显红现在仍然很难受。

　　因为常去防控中心，刘显红认识了许多同病相怜的艾滋病患者或家属。

　　“他们大多处境都很凄惨。一个个本来完整的家庭被撕裂，好多家都留下了孤苦的孩子和老人。”刘显红嘴角露出微笑：“我应该庆幸，我还有个完整的家。”

　　为了给自己的遭遇讨一个公正的说法，一年来，刘显红不得不在医院、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以及相关的社会公益团体之间不停奔走，这让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她还自觉地参与组织了艾滋感染者民间自救小组-----邢台关爱互助小组。

　　4月13日，省高院开庭审理时，沙河十几位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租车赶到省城旁听。刘显红说，让他们来旁听，可以使他们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程序，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案子中，学习一下怎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并了解怎么取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不必再走弯路。”刘显红表示。

　　刘显红说，附近的艾滋病患者有70-80名，主要是母婴传播，大多是妇女和孩子。

　　“现在，大人有药吃，而孩子们没有。即使吃药也是吃成人的药。”刘显红对这种现状很担忧。

　　为此，刘显红曾咨询过民间救助组织，但被告知，必须政府申请。而在寻求政府帮助时，也被拒绝。

　　在刘显红看来，自身生命的长短已不重要，她最不放心的是一双儿女。为了驱逐带给孩子的伤害，她一次次地到学校向老师解释相关知识，告诉老师：“只要孩子不擦伤，就不会传染”；一遍遍地哀求老师：“我需要你们的帮助，需要你们的体谅。”

　　现在，刘显红的心里得到一些慰藉，老师们渐渐不再疏远她的孩子，并给学生们做工作。女儿的老师还经常帮女儿补习功课。

　　当记者问刘显红未来有什么考虑，她说，走一步看一步，她希望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希望女儿努力学习，坚强独立，以后能够健康的生活。

　　对于可怜的儿子，刘显红说，“我走哪儿带哪儿，一步也不离开他，我现在是靠毅力活着，为了孩子，我会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