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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中国倒爷到俄罗期的罗夫斯克伯利小城做生意，由于他忘了戴皮帽，在外出送货的途中，被骤然来临的寒流冻得半死。这时，一名俄罗斯人路过发现了他，便把一顶上好的皮帽戴在他的头上，这名倒爷当时千恩万谢，并约定明天此时此地将皮帽还给俄罗斯人。但到了第二天，这个倒爷改变了主意，不但没有履约，还一个劲儿地对同伴们说：“知道‘傻帽’一词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仅凭这一个事例就下结论说国人道德沉沦、诚信殆尽的话，难免会有人跳出来反对。我们再看以下一组事实，据媒体报道，有人给猪服用某种止喘药，可以增加10至15斤瘦肉，但这样的猪肉会严重损害人的肝脏；有人用“敌敌畏”剧毒农药勾兑白酒，因为这样可以使毒酒的口感变得醇和；有人用医院患者腿上沾着浓血的石膏做豆腐，因为这样降低了成本……凡此种种，让生存的危机感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突然成了课题。
因此，商报记者在南昌火车站鱼龙混杂的地方学雷锋受白眼也就无须“莫名惊诧”了。
火车站客流量大，违法犯罪分子岂能不看好这一特殊场所？于是，行骗与被骗的一幕幕丑剧便在火车站日复一日地上演。婴儿被拐，钱包被骗，强买强卖，碰瓷（有意与你对撞摔坏道具，再向你索赔），黄牛党越禁越多，医托车托骗你没商量，甚至连野鸡学校也已瞄上了火车站，谁还敢轻易相信平地里突然冒出一个好人来帮他拎包、抱小孩？天知道你会不会突然跑掉或是过后再索要钱财？
归根结底，不接受陌生人帮助，还是源于社会缺乏诚信，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出现了信用危机。当社会上欺诈之风盛行之时，诚信成了稀缺资源，而越是稀缺的资源越是有价值。而信用状况的改变和人们道德情操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靠全社会来共同努力。解决社会信用危机问题，一方面要靠法制，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宣传教育，在道德层面上狠下功夫。
其实，不讲信用不仅与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格格不入，也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礼仪之邦，曾子就把“吾日三省吾身”的主要内容直指信用问题：“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有人提出建议，实行“黑名制”惩罚不讲信用的人。“黑名制”就是在社会上为每个人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把他们每个信用污点都记录在案，并向社会公开发布。上了“黑名单”的人在求职、信贷、开办企业上都会受限，这样会促使人们珍视个人的信用记录，从而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然而，“黑名制”这个偏方管用吗？
诚信依靠个人道德约束的力量和传统的教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更要强调法制，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构建社会信用制度。在通过法律保护讲信用者的同时，严惩不讲信用者，使其不敢。此外，还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防范和化解信用危机。
尽管信用危机威胁着我们，好在人们开始在思考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信用危机对于中华民族不是与生俱来，自然更不会乌云不散。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对自己问一句：“你今天守信了没有？”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由陌生带来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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