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鹏博士）

　　对新闻业来说，不必讳言，最近可谓是多事之秋，从兰成长事件到多家新闻单位记者站非法经营以及敲诈勒索丑闻，再到“纸箱馅包子”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搞得新闻界上下高度紧张，眼下都在安排集中整顿学习。归纳分析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其实都集中在一个领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漏洞与缺陷。这些新闻界不该发生的新闻一再爆出，与其说根源是从业人员的素质或品德有问题，毋宁说是相关制度有先天缺陷。

　　尽管每一事件都迅即得到了处理与解决，然而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与其他行业一样，由于多年来对一些弊端与漏洞没有正视，拿不出根治的诊疗方案，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新闻业存在的弊端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潜藏的危机还有很多。成语有言“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坐上座”，在现实中依然如此。不过，防患未然，亡羊补牢，在道理上终归是正确的。要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就要解决一个拖延了很多年未予解决的问题：新闻出版业的人力资源的改革，或者说新闻出版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至今，国人对大锅饭、铁饭碗的本质已经认识得相当透彻。精减行政机关队伍，尽量把事业单位与文化教育专业人员从国家公务员系列剥离出来，从国家全包转为福利保险医疗等保障体系社会化，实现专业人才市场化，公平竞争，进出自由……上述种种在很多行业领域都已实现，然而，新闻出版业由于改革的滞后，加之求保险、宁保守不冒进的心态很普遍，因此至今并未在根子上动真格。

　　“纸箱馅包子”事件引发电视界清退聘用人员

　　北京电视台一档消费监督的节目，播出了一期纸箱做包子馅的节目，没想到酿成一场风波，事后被指为假新闻，北京电视台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此事经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在全国新闻界已经人所周知。据查，节目的编导是聘用人员。为了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故，从中央电视台开始，电视界大批清退聘用人员，准确地说，就是针对非在编人员大幅度裁员辞退。据公开的数字，央视此次清退的是1800人左右。当然，也有一说，央视的清退在“纸箱馅包子”之前就开始了。

　　中央电视台的事业编制从1990年到现在都是2000人左右，而频道从3个发展到如今的16个，播出时间更是翻了多少番，显然，如果按编制是根本无法胜任工作的。事实上，中央电视台的实际工作人员，已经差不多是编制人数的十倍，在军博一带很大范围内的宾馆、写字楼、商住楼，都有央视的工作人员办公，可见人员之众。

　　聘用的人员远远多于在编人员，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现实。大部分节目要依靠聘用人员来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夸大地说，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能有如此成就，在一线工作的聘用人员功不可没。聘用人员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必须予以肯定。

　　报纸与杂志实行招聘用人，比电视要早，由于报刊是以产品为核心的，一种报刊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各地报刊都采用了新办、市场化的报刊实行聘用制，而构成单位的主体的体制内报刊，则老人老办法，全部都是正式编制。在市场中，恰恰是体制外的报刊能够赢利。因此，各地报刊大都是“小报养大报”。如果要同样大幅度清退聘用人员，经济上将会严重欠收。

　　新闻出版单位引进聘用制有利有弊，在机制上更灵活，有利于引进人才，发现人才，见效快，成本低，而缺点就是在管理上不可能像在编一样规范，尤其是对员工，缺少合理的保障，在法律上与道德上存在风险。此次风波，就显示出不尽公平合理。

　　如果只是因为害群之马而出于纯洁队伍的目的清退人员，不仅有损于员工的合法权益，还会殃及新闻事业的大局。

　　用工双轨制走到了尽头

　　用工双轨制是特殊过渡时期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双轨制，都必然有违公平的原则，从长远来看，势必要合二为一。

　　新闻单位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是以招聘制、合同制的形式出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时招聘的人员后来基本上都转了正，与过去参军转业、提干、大学毕业等“正途”出身合龙了。

　　在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开播，新的节目需要新的队伍，于是，新的用工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在电视界招聘制再度时髦，当时已经可以实行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这种人事代理制度，这相当于是冻结了某种资格与身份。当初这一批招聘人员，如今基本上也都转了正。

　　不过，在招聘到转正之间，毕竟还有相当可观的时间。因此，不少单位就都是既有在编的，也有聘用的，双轨制运行，招聘人员表现出色就有机会转为在编。全国新闻单位普遍存在超编现象，因为报刊、版面、频道、业务在飞速扩张，而党政机关的人员编制却不可能与时俱进。在编制意味着福利的条件下，超编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享有铁饭碗，实在是很自然的。作为企业性质的新闻单位，行政后勤人员超编尤其严重。按一人一年的各项开支，包括薪酬、办公费用十万元计，十个人的部门就要耗费一百万元，而十个这样的部门就需要一千万元。在相当多的新闻单位，这样的纯机关性质的部门，数量可达几十个!即使是国家机关都在精简机构，新闻单位(除通讯社外)没有国家机关的地位与资源，有什么理由与道理效法国家机关的部门设置与人员编制呢?

　　如果招聘人员被证明确实是比在编人员更有利于单位的工作，那么，正确的改革就应当是逐步把在编的也变成招聘制，而不是相反……在逻辑上这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旧体制与旧的价值观惯性力量太大，对聘用人员来说，被“招安”成了最高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与世俗。说穿了，所谓在编与否，与能力、水平与品德、成绩、贡献无关，完全是个身份与特权的问题，新闻出版单位大锅饭铁饭碗的客观存在，正式在编人员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是官本位、机关化、衙门化的痼疾，体制的染缸效应非常严重，只要端上铁饭碗，就一劳永逸地享受着特权的优越性。

　　双轨制尽管是现实的，但是在政策与法律上却经不住推敲。很简单，连最起码的同工同酬都无法落实，人为地制造出身份差异，还能说是什么“人事制度改革”吗?

　　聘用人员的体制内提拔任用问题

　　按照企业用工招聘原则进入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成长起来，由于工作需要，一些体制内的岗位出缺，而聘用人员可能是更适合的人选，这时，两种体制两种身份就必须有个兼容的调制解调器。针对这种情况西方社会已经有成熟的模式，从企业或学校到政府高官的无缝转化角色，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遗憾的是，新闻单位如今在处理这类情况时，无章可循，因为至今没有相关的政策或规定，而按照机关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干部的行政级别与任职资格都是有相当严格的年限与资格条件的，轻易不得破格或例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某一级任职年数，要提升一级就无从谈起……这种按部就班的规范，当然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专业工作的核心资本是专业才能与贡献，而这与年资无关。聘用人员因为连编制都没有，当然也就没有级别。只是职业报人、职业电视人、职业广告人，当其经验成熟、事业有了成就，已经可以担当领导一家新闻单位的大任时，编制与级别就成了必需补上的“户口”。

　　最近接触到几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同行，都是市场化人才，换句话就是新闻单位的聘用人员，他们程度不同地受此困扰。一位某传媒集团下属媒体的采编骨干，受领导器重，被上调到集团的党务部门工作，从事的是纯粹机关行政事务，工作性质与要求与公务员无异，然而，他却没有公务员的资格或保障，同时又不得不放弃了过去岗位的较高薪酬改领机关工资，两下里进退失据。

　　当然，在更高层次上，如果聘用制人才确实可以胜任体制内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岗位，而上级主管领导又慧眼识英才，则可以特事特办。这种例子也有，还不止一例，我认识的至少有两个大城市的报纸总编，就是硬从非在编人员甚至没有干部身份一下子被提拔安排在体制内的相当一级领导岗位上的。这是对特殊人才的引进，并不是作为常设制度，事实上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因为被主要负责人所认识并赏识毕竟是极个别的幸运儿。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聘用人员的提拔任用，是新闻业人力资源改革的方向。

　　谁更需要专业资格培训考试?

　　编辑记者的从业资格培训与考试在全国开始推行，出版社与报刊、广播电视都已经实施，虽然存在培训内容是否科学、实用的问题，但是，培训学习从总体上讲是有比没有强。此举对提高新闻出版业的从业人员素质肯定有益无害。

　　不过，专业培训与资格考试，只停留在基层一线人员的层面上，或有本末倒置之失。谚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无法企及世界先进水平，并不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一线从业人员水平或能力不如西方国家的同行，坦率地讲，是新闻出版业的机构领导与管理者水平与能力有差距。进一步讲，相当一些新闻单位的领导，并非是否具备较高管理领导能力素质的问题，而是称不称职，能不能达到担任领导职务所必须的专业资格常识的问题!

　　说新闻出版单位的有的领导连宣传与新闻出版的政策法规常识都不具备，这也没过分。我所接触过的就不乏其例，例如有的报社领导不知道什么叫卖刊号，连事实上已经卖了刊号都不知道有何不妥，与企业签合作协议居然连中止或违约条款都没有。这也事出有因，相当一些报社的领导，特别是部委行业报领导，都是由机关其他司局调来的官员，一天采编工作也没干过，当然是新闻业务上的外行。在中国，政策与法律有时并不完全重合或一致，新闻出版业就很典型，卖刊号在法律上是没有丝毫不正当之处的，但是在新闻宣传政策上去三令五申予以禁止。

　　外行领导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新闻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对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进行专业资格培训与考试，绝对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是促进新闻出版产业繁荣进步的重要措施。如果还做不到不让外行来新闻出版单位当领导的话，那么，退而求其次，拜托一定让外行先补修专业课再当专业领导，最危险也最荒唐的便是单位里位置最高的那位却同时是专业水平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