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  鹏  博士

    新闻传播工作是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职业，而且是以社会效益为圭臬的知识工作、文化工作。因此，与军队、政府部门重视官位、级别，企业经济界重视财富收入迥然不同，新闻工作者的评价体系是相当务虚的。对大多数从业人员来说，更看重的是影响、名望与行业内的荣誉，也就是说对一个献身新闻事业的人来说，其终极追求是荣誉与奖励，而不是行政级别或挣钱多少。无论中外，新闻专业的评价体系都是相近相似的，也就是由业内的奖项，以及权威机构颁发评定的荣誉称号为主要形式。抗战时期《大公报》曾获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是张季鸾等报业巨匠引以为自豪、大张旗鼓组织庆典活动，并且得到包括最高当局在内祝贺的盛事，被载入了史册，被当时国内外报业同行所共同看重。至于这份报纸赚了多少利润、在市场中如何成功反倒显得相形逊色了。

    科学的、公正的、认真负责的评价体系，在新闻传播行业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嘉奖敬业尽责服务公众利益的从业人员、树立正面的榜样以供同行学习从而推动新闻专业不断进步与发展。以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为例，就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新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极大，其意义不仅在于盘点年度新闻实践的成果，还在于鼓励新闻采编的创新与探索，通过连续评奖树立的有形无形的标准这一杠杆，使得新闻业的理性日趋完善、质量也就相应得以提高。

    如今中国的新闻专业评价体系，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形成的，由于缺少经验与明确的理论指导，加上各种非业务、非市场因素的冲击与干扰，近几年逐渐表露出一些问题与弊端，甚至背离激励机制的初衷，异化为一种分配的形式。

    获奖的与受欢迎的互不相干

    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新闻奖理当代表当地或全国新闻从业人员最高水平，每年的新闻奖应当是该年度最优秀、最有影响的新闻采编成果。7月份国家新闻奖公布了最新的2005年度评奖结果，各地的新闻工作者当然会对此予以关注。

    近日，在网上可以看到对新闻评奖不乏负面的议论。不必讳言，目前新闻奖在业务水平与社会影响两个方面，都未能反映全面的真实状况，而明显存在着某种倾向。事情明摆在那里：大部分得奖的作品都是传统的主流媒体所选送的，而一些广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传媒，往往较少呈报的机会。每年的获奖作品中，总是有一些发表后既没有其他传媒转载，也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在业务与技法层面乏善可陈的例子。而且获奖多少与新闻单位的行政级别居然存在着一定的正比关系，进一步，甚至获奖者的行政级别也有连年趋高之势，而常识告诉我们，一线编辑记者才是新闻工作的主力，管理层的职责不是从事具体的采编业务，所以也就很难得到采编奖项。如果管理层得奖的多了，不能不说这是官本位意识的表现。

    80年代的获奖好新闻结集之后会有人买，而今的获奖好新闻，即使是结集出版，除了通过公费订购派发外，几乎没有市场。事实上，就算是发到从业人员手里，也没有多少人有兴趣阅读。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从业人员心目中，得奖的未必是真正高水平的作品，缺乏可以借鉴或参考的价值。读者的满意度是检验质量的惟一标准，可以想象，一份全部都由获奖者来进行采编的报刊，在当今社会将会面临何种境遇，读者又会如何评价其质量。作为地方性、全国性的新闻奖，评奖结果并不只是一时的效应，必须认识到，作为新闻专业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每一年评奖结果都将成为历史，这意味着要经得起日后同行的检验。

    不该得奖的得了奖，反过来势必就导致一个结果：该得奖的得不了奖。近些年中国的报刊业发展非常快，在采编质量上面可谓是突飞猛进，涌现出一大批极为优秀的编辑、记者，在社会上享有极高声誉，其中有的甚至可以说在业务造诣与成就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然而，在得奖名单—亡却几乎找不到他们的影子。

    由官方部门设立专项新闻奖也是中国特色的现象，西方也有部门甚至企业出资设立奖项的，但是一般都会采取避嫌策略，也就是明确规定所奖的作品与出资力没有直接关系，以最有名的诺贝尔奖为例，绝对不会规定获奖者一定要宣传、研究诺贝尔，不然就是笑话，难免遭到花钱买表扬买好话的物议。

    职称的错位有违新闻规律

    新闻系列职称的评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实行时，还是颇为严肃认真的。据说河南日报社当年在评职称时，后来成为《大河报》创办人的王继兴以全票通过，因为虽然有人对王先生这方面那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是对其专业水平与资格却并无二话可讲。这成了一段佳话。但时至今日，即使有比王继兴在专业水平与资格上更过硬得多的人（长江后浪推长浪，人才后来居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不会有同样的幸运，甚至出现了很多反面的例子。面对专业水平与条件的评定，不实事求是，不正视现实，拉关系、搞人情、营私舞弊，这种情况在一些新闻单位时有发生，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开展荣辱观教育的原因。

    最近有一个趋势，就是把新闻工作与医疗、教育、律师、工程等专业技术等量齐观，在队伍建设与管理上采取同样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非常没有根据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记者编辑当成是医生或律师那样的专业人士，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开门办报思想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没有把新闻的专业门槛看得有多高！在新闻业现实中，采编队伍一直有着人员来源多元化、入门容易、流动性大的特点，而且，从事新闻工作最出成绩的往往是刚人行没几年的新人。想一想，范长江写他的名作《中国的西北角》时，还只相当于今天的在校实习生！新闻系列的职称，完全是参照教育、医疗等专业而拟定的，不能说完全不科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漏洞，比如学历、比如外语(这些在我看来都与新闻业务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就先是作为硬指标卡住了很多人才，后来又被种种变通所代替，形同虚设。在一些单位，当某些人不够资格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蒙混过关评上高级职称时，某些具有无懈可击的资格与条件的人却评不上，也就毫不奇怪了。年长日久，在新闻圈里，便出现有着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职称的低能俗手与没有高级职称甚至只有初级职称的顶尖高手“交相辉映”的一景。

    新闻工作的特点是人才成长快，这在电视业中尤其表现突出。一个很快成名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主持人还是制片人，当他绝对拥有一个时期最广大的观众群体时，他的职称又该是怎么一个评法？是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那样三年一个台阶地来评，还是就该按照其实际能力与业绩直接给予最高职称？如果一个专业里最高水平、最高成就的从业人员，得不到相应的职称，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明显水平较低、谈不到有什么成就的同行，仅仅因为年龄或资历等等却拥有更高的职称，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我多次引用过“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实话，这种知耻近乎勇的古风，现今新闻界最为当学。

    “名”是形成的不是“培养”出来的

    虽然不尽科学，但是职称是引导新闻丁作者积极进取的一种激励形式，而且，一些主管部门反复强调新闻单位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家、名主持人等等，从对新闻工作的重视角度，这是好事。然而，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以人或部门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名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在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名气必须得靠真才实学，也就是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新闻工作者成名成家，必须是公认的名，而不能是一个单位或一个领导指定的。而且对于培养名记者、名编辑来说，领导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专业领域里，名气是很难量化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有名还是没名，只是相对而言，因此，所谓的名记者、名编辑，更大程度上只是口碑而已，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哪位同行会傻到自许是名记者、名编辑吧?

    重视培养名家，就必须尊重受众的意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社会上得到广大群众好评的记者、编辑与评论家、主持人，就要给予大力肯定与奖励，反之则应从善如流，这样才真正有利于新闻事业大局。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反面的典型例子，一张嘴就出错的韩乔生，客观地讲无论如何不适合从事直播工作，俗云“男怕入错行”，事实上，韩先生的口误已经成为全国体育观众争相传说的笑柄，而这却无损于韩乔生的工作岗位！这岂非公然挑战公众的容忍力与克制力？韩乔生在中央电视台有一席之地，不言而喻就等于让一个更有口才的播音员失去了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