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5年,再讨论新闻传播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就是太无谓甚至无聊的事情,新闻传播学的重要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社会与学界的普遍认可。
但是,我从1984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了解了很多其他行业,发现没有一个行业像新闻专业这样不重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事实上,“新闻无学论”一直笼罩在传媒业的头上,这种偏见、误解甚至无知,已经严重地危害了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与进步。
任何一个专业学科,都必然有专业人士普遍公认的权威必读书,否则就不成其为学科。专业经典著作是一个学科的基石,也是从业人员共同的知识背景、理论体系来源,专业工作中的交流与合作,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有了共同的经典著作知识才能很好地沟通的。
近来报刊界热衷于社评与评论,认为此乃主流权威媒体的利器王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依我看,从事中文新闻评论的如果没有精研《季鸾文存》与《芸生文存》,就是一大缺憾。熟悉这两位大手笔作品的人才可能言以兴邦,而大部分搞新闻评论的同行,根本没读过张、王两位的高论,并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没有新闻评论经典著作。
随便对全国各地新闻从业人员做个调查,哪些书被视为从事新闻工作必须要读的经典?恐怕结果会很让人沮丧:没有哪本书有幸被视为必读书,甚至没有哪本书被看成是经典。不惟如是,业内的真实情况是很多人认为搞新闻根本不必读专业书。可以说,“新闻无学论”的典型病症表现就是“读新闻专业书无用论”。不止一位同行到我的“报学馆”作客,看到新闻传播专业书如此之多,不由地发问:干新闻用得着看这么多书吗?我的回答是,一般地干新闻当然用不着,想干得好一些,就必须得下功夫。搞学术研究,就必须得有这么多书。
没有必读书与基本经典著作的学科,就失去了学术凝聚力与核心基础。这里就用得着罗丹的一句名言了,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新闻传播学不是没有经典,而是相当多的从业人员没有发现、认识新闻传播专业经典。
权威与学者的异化
在中国新闻学界,个人的权威被单位的权威所代替,也就是学者地位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所在机构,而缺少被业内人士共同尊重并信服的个人权威,也就是在学术上有独立地位的专家。以中文系、历史系为例,北大、南开的教授固然代表着权威,而詹瑛与漆侠却是他们所专攻的领域公认首屈一指的权威中的权威,尽管他们生前只是河北大学的教授。新闻学历史短,新闻教育、研究机构也大都是新成立的,因此,便出现了很多刚成立的新闻专业机构,虽然负责人一无建树,但立即在专业内被当成权威,或者说,教育科研机构牌子的附属物。这种情况在地方新闻院系特别普遍,很多省一级的新闻单位评奖、学术会议,都会把省内大学的新闻系负责人和省电视台、省报的老总一起请来,但是其中有多少人是靠真才实学被同行真正尊重的呢?
新闻专业的学者,就处在这样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环境中,虽然队伍庞大,但是纯粹的学者极少,安心于读书做学问的更少。更有些夜郎自大的所谓学者.没开过眼界、见过世面,只知道读过几本专业书,不知真正的学者是于书无所不读的。新闻传播专业学者在社科学术界的声音很小,几乎没有地位,也无法与文学、历史、经济甚至美术学者相抗衡,这是非常严酷的现实,它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们需要多多努力。
学术权威的基本条件是博学,是有自己的理论与思想,而在现今中国新闻学界,博学二字实在是太陌生了,即使是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内,也只是对自己从事或相关的一两个专业(新闻史、新闻理论或新闻业务等 等)的图书资料进行阅读与收集。几乎没有谁能够既通读新闻史著作,又精研传播学与新闻理论,还从事广告与发行研究,同时潜心钻研采编业务。新闻传播学不是一个大学科,专业图书总量也相对很有限,然而即使这样,从业人员与学者还是要再细分又细分,总之,不肯花时间精力读书。在古典文学、语言学、文字学以及历史、美术等传统学科,无知是学者的大病,做不到博学根本就无法在学科内立足。
在一个没有求知精神与读书风气的专业,学者本来肩负着引导、传播专业知识的任务,但是由于“新闻无学论”的影响,相当多的学者固步自封,或者自甘不如。这样就导致了新闻业人士对新闻传播学权威特别是凭借所在单位而成名的“暴发户”其实是不太当真的,最多是表面上的尊重,或者就是场面上的尊重。
外行领导内行
实事求是地讲,新闻传播学在实务层面专业门槛相对较低。但是,再低的专业门槛,一个外行也必须首先承认它的存在,并且进行相应的准备,才谈得到人门。解放以来,由于新闻单位的管理体制问题,一直把新闻工作包括新闻教学与研究当成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所以,新闻单位的领导常常是从其他行业或专业调来的机关干部,而有些以前没有新闻背景的领导,不懂得再低的专业门槛也是门槛,反而无视专业门槛的存在,于是就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什么专业,在外行领导内行时,当事的外行领导都会心虚,偏偏新闻专业的外行不仅不心虚,反而理直气壮。这恐怕就是“新闻无学论”最典型的表现!
最近去上海参加学术活动,潘知常教授对我说,在中文系没有学生敢于不尊重老师,而他发现新闻系的学生竟然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实习回来之后更如此,他感到很诧异。这当然有学生的品行素养的原因,但有一点恐怕也是事实:新闻系的外行老师较多,学生敢怒不敢言,只能蔑视之。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很多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一般都不好意思当面指出哪位领导外行,尽管所有的人在背后都会嘲笑外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客观地说,任何外行要想在一个集体里当内行们的领导,无非两个选择:一是通过恶补尽快成为内行,二是了解并发现谁是内行,并且借助内行的高手管理其他的内行部下。
新闻传播专业评论有待加强
一个学科的建立,基础是理论,而专业评论则是对本学科理论成果与状态的总结、研究。
新闻传播学由于历史比较短,作为新兴学科,专业评论尚未成熟。学科专业评论需要发表的园地,而国内的新闻传播专业报刊在针对性与内容质量上尚需提高,稿件大多是最新政策、精神的解释与宣讲、经验总结与介绍、学术论文,新闻传播专业评论几乎没有位置。
作为新闻学的边缘学科,媒介批评学虽然已经有了刘建明教授与王君超博士的两部专著,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然而,媒介批评即我所说的新闻传播专业评论,对新闻传播业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作一个比喻的话,媒介批评学相当于杂文学,而新闻传播专业评论相当于杂文。在某种程度上,如今在国内媒介批评学比媒介批评更活跃,媒介批评学者比媒介批评家还多。
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与童兵教授,从历史新闻学与理论新闻学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后的新闻学进行了总结整理;在专业细分领域,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对媒介经济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总结,这些成果都可划人媒介批评范围,但是现时的动态的新闻传播专业评介与分析,仍然是薄弱环节。新闻传播专业评论的缺席,使得专业内的人士无法对最新成果、代表性权威以及前沿课题有及时的、客观的了解。没有专业评论,也就没有专业学术规范。
雷同抄袭与学术规范
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是个非常严肃的现实问题,论文专著的粗制滥造、多产、快产,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即使在地位很高的学者中,抄袭与雷同也不是偶然个别现象。
与文史哲等传统专业相比,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存在不过百年,而成为显学才不过一二十年的历史,截止到1980年,全国高校在职的教授连十位都不到,而且大都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校。而现在据说中国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已逾300所,即使是一所学校一个教授,也已经有了300位教授,而实际的数字则是数倍于此。如此超常规的发展,是完全违反了学术规律的,不言而喻,如此众多的教授,相当一批是通过扩招速成的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还有一批是从其他专业改行而来的。在一个缺乏专业背景、专业训练与专业精神的专业教学、科研群体中,无序与不规范也就是题内应有之义。在文史哲专业中,由于学者梯队完整、传承有序,因此,很少有谁能够违规胡来而不受惩处,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不少论文与专著的作者甚至不知道剽窃与抄袭是绝对不允许的,也不知什么叫“无一字无出处”的学术写作规范。
在学术领域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白纸黑字不能随便,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这个名词,任何一个专业的学术成果,在出版或发表后都会面临着或迟或早的审核检阅,真伪是非终将显露无遗,欺世盗名者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学术的创新与独立思考、研究,不仅是理论成果问题,也对现实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缺少新闻传播学理论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继承与创新。实际新闻传播工作中的彼此抄袭,导致了千报一面,千台一腔,这不能不归过于当前的学风。(曹鹏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