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贫困大学生成绩出现两极分化这一现象，有人以为根子在于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落。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欺穷之嫌。穷孩子在大学里出现了以厌学为代表的精神贫困现象，关键还是要从大学自身找原因。或者说正是当今大学精神的陷落，导致了一些过去十年寒窗苦读不辍、揣着录取通知书和父母血汗钱来到大学，发现一切都与自己的想像格格不入的穷孩子产生了迷惘和困惑。

　　大学精神的陷落首先表现在金钱至上对于大学文化的灼伤，金钱以及可与金钱相交换的权力在大学里大行其道，一切都是以“市场原则”为基础，首先就给了过去一心把大学当成童话般象牙塔的穷孩子以当头一棒。每学年不菲的学费，在农村大抵是父母辛勤劳作一年不吃不喝都不一定挣得到的，到底是否物有所值？曾经有大学生把这学费换算成每节课付给教师的工价，发现一节课，每生竟要支付数十元！无论这位老师是否能力平平，是否把课堂教学当回事，都概不例外。更大的问题还在于金钱包括权力已经使大学应该禀持的基本价值观念、基本的学术操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城里有钱人的孩子没考上大学有钱就可以搞定曾经轻松得像是一场游戏；进入大学以后，金钱还可继续充当铺路石，使一部分人成长之路在金钱和权力的支撑下越走越宽；一些大学老师们似乎也皈依了金钱，在金钱面前表现出远比对于学问更为执着的追求，“知本家”不只让大学生心向往之，更是被许多大学老师身体力行着。大学城的旮旮旯旯，到处都可以闻到金钱的暗香浮动。

　　虽然这时我们的大学都还高悬四言八句博大精深的校训，但是金钱的冲击、物质主义的盛行已经足以使它“不足为训”了，大学文化正不可阻挡地在发生着畸变。某些教师可以把学问做到与房托、医托、药托一样“通俗”；可以把他人的成果“拿来”研究如何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这样一来，从农村出来的穷孩子还能守住过去在中国乡村即便任何一个农夫都坚信的正直、诚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基本价值观念的贞节吗？世风、校风如此沉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眼下对于大学而言，关键的是要拯救和重塑大学精神。说到这一话题，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时代，这样任何关于贫困的借口、投入不足的叫嚷都会顿时失语。据钱钢先生介绍，正是在当时流亡西南的浙江大学，化学教授周厚复、物理学教授王淦昌的学术成果都曾一度逼近诺贝尔奖，让世界学界震动。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可以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来概括，王淦昌教授为给刚出生的小女儿补充奶水，每天牵着一只羊上学，放学后到山上牧羊，人称“牧羊教授”。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名声大噪，1942年，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发表了他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学术论文。同时他还精心培养出一批真正的高徒，包括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先生。(参见6月9日《南方周末》D30版钱钢文章《诺贝尔奖乌龙新闻》)。对于西南联大时代大学精神的挖掘，应该是今天我们高楼林立、美仑美奂的大学所不应该忘记的课题。

　　农村的孩子走进大学后，其实已经远离了乡村，不再是乡村文化的继承人了，因为大学的氛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除了“大学文化”，其他的非常寥寥。 (严辉文)